词前小序,交待了写作这首词的缘由。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过访辛弃疾,两人同游江西的铅山鹅湖,陈亮东归的次日,稼轩意殊恋恋,追至鹭鸶林,雪深而止,夜半闻笛,赋《乳燕飞》(《贺新郎》别名)寄意。两人词作往返,稼轩自和凡三篇之多,激越顿挫,抒发了抗金的豪情壮志。刘学箕所处的时代,略晚于稼轩。南北分裂,当道都无抗金对策,有的还主张投降,对此,词人悲愤难平,写下这首步稼轩原韵的词,内容也仿效稼轩,继承和发扬了辛词的爱国传统。
起句“往事何堪说”。辛酸的往事那堪说起,靖康之耻,绍兴年间屈辱的和约,朝廷奸佞当道….“往事”,高度概括了北宋灭亡到作者赋词这一段时间的多少历史变故,多少国恨家仇。正因为不堪说,所以一说起来便心境难平。词人虽也游历过江浙等地,但长期过的却是隐居不仕的生活。“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人生在世,徒然张罗衣食,追求温饱,不过是虚度年月而已。这里词人下了“消磨”二字,透露了不甘寂寞的消息。词人年轻时也有过报效祖国的理想,“少日功名频看镜,绿鬓鬅鬙未雪”。那时,他十分担心国仇家耻未报,便蹉跎了岁月,于是对镜频繁,满头乌发油黑,他唯恐年华早逝,未老先衰,致使壮志不酬。可是,由于朝廷“诸公”未能“修饬内治以待外攘“等原因,”渐老矣、愁生华发’,虽然才刚刚跨入渐老的年龄,却因为愁而早生了华发。愁什么呢?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河月。”“何年报”,何时报.什么时候才能报,不是不报,而是难报此仇,难雪此耻!遥望北国关山河月,不觉令人黯然神伤。刘学箕和南宋爱国词人一样,对北宋的沦灭是痛心疾首的。
这首词上片写途中所见所闻,起写春色无边,点明时令,次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南山觅春;下片紧承上片,继写沿途所见,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揭出作意。此词情由景出,论随情至,写得自然、得体。
正月的时候正值孟春,初阳发动,故词以“无边春色”起头。但是,就人之常情来说,尽管到处是春色,还是要去寻春、觅春的。次句的“苦”字表达出了人们这种寻觅春色的执着。词中的“南山”,大约指的是春光优美之处,也是作者邀请提刑官应懋之游春的目的地。“村村”三句,以及下片“翁前”两句,写的是农村“人日”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是作者“觅”春所见,这也正是此词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先大笔挥洒,用“箫鼓”、“笛”写节日歌舞之盛,用“村村”、“家家”极写范围包容之大,仅此一句,就将农村“人日”的风俗景象以及人们的欢乐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祈麦祈蚕”,点出“村村箫鼓家家笛”这项活动的目的。祈求农事丰收,这里虽举“麦”、“蚕”为诸多农事的代表,但在“人日”来说,农民马上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麦与蚕了。这时,麦田泛出青绿之色,蚕在春天的气息里孵化,富于生机。对丰收的盼望与担忧,都同时在农民心头慢慢升起,他们要用这尽情的箫鼓和笛声表达他们心中的祈求。“来趁元正七”,这句是上片的结语,明确指出了特定时期季节性的内涵。
下片“翁前”两句,转入具体的描绘。“翁前子后孙扶掖”,这正是“来趁元正七”的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对长幼之序极为重视,这从“翁”、“子”、“孙”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来。“商行贾坐农耕织”,这一组活动,由商、贾、农三种行当的人物组成,而作者用“行”、“坐”、“耕织”三个词,点明了三种行当人物的特征,语言简练。在古代,商人们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耕织”则为“农”的本业。当然,这里不一定实写“人日”所见,而是作者由人们的祈求而联想到的各种自食其力的人所从事的争取丰收、幸福的实践活动。但这三个动词,却描绘出了一片繁忙景象。从“箫鼓”至“耕织”,这五句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农村的欢乐景象,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将种种苦闷、烦忧,都排斥在画面之外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桃源乐土。在偏安的半壁河山之中毕竟还有这样一片乐土!但其中也不排斥寓含着作者的理想,这正是他所苦苦寻觅的“春色”,上片次句用“苦”与“觅”两个字,用意就在于此。词的末三句,是作者就此情此境所引发的感想,是此词的哲理所在,也正是作者的希望。“须知”是告诫语,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日”中的“人”的种种活动与期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是向上的,都在追求着幸福与美好;但是,人们如果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象在“人日”里所意识到“人”的作用与追求,那就“日日是人日”了,也就不会只有在“人日”这一天才去追求祈祷了。显然,作者是在勉励人们追求不息生生不止。这也正是作者思想核心之一。他处理政务主张“内修”、“立本”、“厚伦”,正人心,化风俗;他所留驻的州县,皆“以化善俗为治”;使“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均见《宋史》本传),这就是他在此词中发挥议论的思想基础。
从全词看,此词没有浮躁怪诞之气,写得古朴自然,平易真切,与农村风物极相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