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从题目中的“赋得”二字可以看出，《赋得北方有佳人》是一首命题诗歌，诗题来自汉武帝时期李延年的名作：“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既为限题拟古诗作，诗人创作就要受原诗题材内容和形式的限制。而徐惠的这首五言古诗，既保留了原诗那位佳人身上美丽且独立的特点，又有所创新。她另辟蹊径，使用铺陈手法，多角度描摹人物，使得笔下这位“佳人”形象鲜活，极富动感。
首句“由来称独立，本自号倾城”，脱胎于李延年的“绝世而独立”，但作者的笔墨并没有放在"绝世"，而是放在了“独立”上，虽然仍未脱六朝宫体浮艳诗风，但这“独立”二字，却体现出女主人公精神上的高洁，将一位极富才情看，舞姿翩然的佳人遗世独立，孤芳自赏的形象表现出来，使得全篇境界大转。
接下去的三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极尽笔墨描写了佳人的容颜、服饰、腰身和舞姿之美。这位佳人，眉如柳叶，面如桃花，腕有叶钏摇响，脚上玉环转鸣。她身着红色纱衫，配有艳丽华美的腰巾，舞姿轻盈，步态妩媚，真真一唐人玉女笑容可掬的彩塑像，全无汉家风仪。
更加难得的是，《赋得北方有佳人》不但全方位，多角度，有声有色的描写了佳人的气质，外貌和仪态，还在末尾一句写出了她的心理活动。“悬知一顾重，别觉舞腰轻”，因为君王的看重而觉得舞动的腰身更加轻盈，显然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是在表达自己对君王知遇之恩的感激。虽然是在写其他女子，但又何尝不是作为妃嫔的徐惠本人性格和境遇的写照？故而，这首《赋得北方有佳人》，文面上是述李夫人独立倾城之美，实则也有顾影自怜之意，全可作作者的自画像来读。
对比徐惠这首《赋得北方有佳人》和李延年的原诗，虽同写北方之佳人，但李诗篇幅短，通过描写观者被佳人“一顾”，“二顾”后的反应来衬托佳人容貌舞姿之美，简洁朴素、接近口语；徐诗则篇幅稍长，华美流畅，注重藻饰；李诗侧面描写含蓄，给人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徐诗正面描写铺陈扬厉，细腻真实，形象性更强。明朝文学评论家钟惺虽然认为“脸上生”三字“落恶道矣”，却又认为“‘眉间发’尚雅，‘摇’字、‘转’字妙在有风度，‘宜’字，‘艳’字则有衿惜意矣”。可见徐惠此诗虽带有六朝诗雕琢藻饰，浮艳绮丽的痕迹，却已有所雅正，正如清朝人陆昶所评论的那样：“其词风度端雅，善自矜惜，不失为宫妃体制。”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所咏的对象是龙泉宝剑。据传龙泉宝剑是吴国干将和越国欧冶子二人，用昆吾所产精矿，冶炼多年而铸成，备受时人赞赏。但后来沦落埋没在丰城的一个古牢狱的废墟下，直到晋朝宰相张华夜观天象，发现在斗宿、牛宿之间有紫气上冲于天，后经雷焕判断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这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这首诗就是化用上述传说，借歌咏龙泉剑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不遇的感慨。
诗人用古代造就的宝剑比喻当时沦没的人才，贴切而易晓。从托物言志看，诗的开头借干将铸剑故事以喻自己素质优秀，陶冶不光；其次赞美宝剑的形制和品格，以自显其一表人材，风华并茂；再次称道宝剑在太平年代虽乏用武之地，也曾为君子佩用，助英雄行侠，以显示自己操守端正，行为侠义；最后用宝剑沦落的故事，以自信终究不会埋没，吐露不平。作者这番夫子自道，理直气壮地表明着：人才早已造就，存在，起过作用，可惜被埋没了，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应当珍惜、辨识、发现人才，把埋没的人才挖掘出来。这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也是它的社会意义。在封建社会，面对至高至尊的皇帝，敢于写出这样寓意显豁、思想尖锐、态度严正的诗歌，其见识、胆略、豪气是可贵可敬的。对压抑于下层的士子有激发感奋的作用。这首诗的意义和影响由此，成功也由此。
张说评述郭震“文章有逸气，为世所重”。所谓“逸气”，即指其作品气势不羁，风格豪放。《古剑篇》的艺术特点，正如此评，其突出处恰在气势和风格。由于这诗是借咏剑以发议论，吐不平，因而求鲜明，任奔放，不求技巧，不受拘束。诗人所注重的是比喻贴切，意思显豁，主题明确。诗中虽然化用传说，不乏想象，颇有夸张，富于浪漫色彩。例如赞美宝剑冶炼，称道宝剑品格，形容宝剑埋没等，都有想象和夸张。但是，笔触所到，议论即见，形象鲜明，思想犀利，感情奔放，气势充沛，往往从剑中见人，达到见人而略剑的艺术效果。实际上，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形式技巧，而在丰满地表现出诗人的形象，体现为一种典型，一种精神，因而能打动人。“文以气为主”，“风格即人”，此诗可作一例。
此词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词上片是少妇语，下片是灵鹊语。全词纯用口语，模拟心理，得无理而有理之妙，体现了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中国固有的民间风俗。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它的“跛脚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使词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