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
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