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即春牛,旧时打春仪式上所用的土牛。在立春前一日,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官府打春牛迎春,以催耕迎春,祈求丰收。“六街”指唐宋京都宫门外左右边各三条的中心大街,后来泛指京城的大街和闹市。立春日各官府要奉上肉果食品于芒神土牛前,在正午时举行隆重的打牛仪式,吏民击鼓,由官员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有的是用棍子打,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在诗中,我们的劳动人民硬是把一头庞大的“泥牛”抽打成了弥漫街道的尘土,可见他们对春天是如何的充满了期待啊。
生菜挑来叶叶春。旧时习俗在立春日做春饼、生菜,称之为“春盘”。吃着美食,春暖花开,枝条上的片片树叶焕发着勃勃生机,春天真的来了,所以说“生菜挑来叶叶春”。从此雪消风自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风儿也不在夹杂着烈列寒气,而是变得温柔起来,“吹面不寒杨柳风”,
梅花合让柳条新。合,应当,理所当然;让,谦让,闪避。古谚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说法,柳树是最早知道春天的,柳树也是属于春天的。“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属于已经过去的严冬,面对春天款款的脚步,梅花还是悄然避让,把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拱手让给绿意盈盈的柳树吧。鞭春:打掉身上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遗风。“打春是春耕开始,打春把鞭打在牛身上、目的是打掉人身上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绅人等,先围绕春牛一周,再由知县或春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古时候劳动人民每到立春时节,就要举行“打春牛”习俗,又称为“鞭春”。所谓的“春牛”,又称“土牛”,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泥牛”,是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在立春前一天,百姓设坛祭祀,抽着彩鞭赶着“春牛”回到县衙门,县衙设好酒水以作供奉。老百姓则牵着“春牛”载歌载舞,祈求丰收。立春日正午时分,县衙官员要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代表来年丰收。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张可久的这首小令写送别。前半部分为送别时的情景和心绪,后半写真诚友谊的可贵,最后三句是对开头的照应,也是对曲情的绾结。“春去春来”四句为一扇面对,前两句与后两句骈俪成文,切情切景,蕴藉自然。
首句点明是在西陵送别友人。虽是化用李清照词句的意境,但李词说的是游览用的小艇,此处则是作交通工具的大船,更显离愁之重,因之更衬托出友情之深厚。二、三两句写出送别之地及友人的目的地。它营造出一个在西陵握别,离恨却已弥漫东州的深广意境。离情之苦,友谊之深更因之而强化。
四、五、六句为第二层,写送别友人后的情景。友人已去,眼前已无良朋,泪眼难睁。回家后不敢倚楼眺望,因为过尽千帆都不会是载友人归来的画船。
第七句到第十句,抒写与友人别离后的寂寞凄清。春来春去,西陵渡头依然杨柳依依,潮涨潮落,日更一日,但友人踪影难觅,何堪伤悲。
最后三句,悱恻缠绵,情悠意长。友人早已远去,江上烟水迷茫,真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悠悠烟水也正是绵绵离愁。虽有深情的诗句,但牵不住离舟。余音袅袅,如水长流。小令不长,却载千古离恨,真良构也。
这首散曲抒发了离别之情,深感真挚。描写自然朴实,情景交融,意韵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