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烟寒食夜。淡月梨花下。犹自软心肠。为他烧夜香。
冷烟寒食夜。淡月梨花下。犹自软心肠。为他烧夜香。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清明扫墓之风在唐代十分盛行，人们会在寒食节到清明节这几天，祭扫坟茔，慎终追远。其实清明节与寒食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扫墓原是寒食节的内容，因为两节相连，渐渐的扫墓改在清明节进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下达诏令：将扫墓祭祀活动编入“五礼”，使得清明扫墓活动更加深入人心。
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诗就描写了寒食扫墓的情形。诗人笔下的清明，旷野苍茫，古墓累累，凄风劲吹，纸钱纷飞，说尽了生死离别。黄土之上，人在哭泣，九泉之下的亲人却寂静无声。道尽生离死别的苦痛。
此诗的开头四句点明题中“罗山人袖三峡流泉”，“皤皤”、“鬓苍然”交代罗山人之“老”，为后文“惜君方年老”一句伏线。
中间一段写听琴，是诗中最为优美的部分。随着琴声，人们仿佛置身空山之中，耳边时如山中风过，时如声声呜咽，时如流水潺潺，诗人把所见的袖琴动作与所闻的听觉形象融合起来，编织出“秋夕”空山”的意境，用以烘托琴声的幽婉。紧接着，诗中又扣紧“三峡”二字，始而用“楚云”、“秋烟”这样的视觉形象，继而用雨落猿啼这样的听觉形象来描绘三峡风物，境界悠远而又开阔。其“幽”足以“引鬼神”，其“净”足以悦耳目，其悲怨足以使楚客断肠，湘妃落泪，可见曲调之丰富，变幻之迅速，动人之深刻。以上十四句，诗人由高堂琴声写开去，驰骋想象，以极丰富的形象衬托渲染了琴声的美妙动人。“谁裁青桐枝”以下四句又从琴本身来写琴声的古雅，由古曲而写及今人，自然引出诗的结尾。诗的最后四句写听后。前两句直接写听后所感，借罗山人不遇知音而且年老的境遇，抒写自己年事渐高而不被重用的忧愁。后两句以听后所为写所感。“曲终月落”写时间的推移，惆怅而眠，写心绪的沉重，以无言独眠这种外表的平静写诗人内心的波澜，——罗山人所拨动的，怕正是诗人的心弦。
唐代诗人有许多写琴声的名篇。如李白的《听蜀僧濬袖琴》：“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三句用三个形象：松涛、流水、霜钟来写琴声。韩愈的《听颖师袖琴》：开头就以卿卿我我的亲呢情话作比，接着又用沙场勇士，浮云柳絮、百鸟孤凤等形象来一再比喻琴声。岑参的这首诗则扣紧“三峡流泉”的曲调特色，以石林夜风，呜咽流泉、楚云秋烟、阳台雨和巫山猿写琴声的凄婉动人，想象十分丰富，形象十分新奇，把复杂多变，深婉动人的琴声写得十分逼真。诗为五古，而间用几处偶句，如琴声叮咚，挥洒自如中有着鲜明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