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这是一首题画诗。此诗体现了诗人的主体意识对画意的延伸。画家将鹘画成突兀之状，可能有一种寓意，或是能传鹘之神的一种最佳审美态势。可是杜甫却笔笔翻转，从鹘不能飞去生情，生发可能完全与画家无干的想象：它既无“绦旋”束缚，为何不高飞去？原来，它是不肯与凡鸟并飞。自“侧脑”句以下，可说是杜甫在“画鹘”了，他将画家传鹘之神的“侧脑看青霄”句，全凭自己的情思和想象发挥：你“长融如刀剑，人寰可超越”，却傲立如此，不肯高飞远举，任“乾坤空峥嵘”，自甘处身于这箫瑟粉墨之间；可是鹘不飞，众鸟却一样纷飞；“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这些诗句里，杜甫将隐藏在内心的某种矛盾之情赋予了眼中之鹘。“顾步独纡郁”，是诗人自身神态与鹘之神态的映衬。
杜甫当时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鹘之欲飞未飞，正是他矛盾心情的写照。《画鹘行》是杜甫“对此融心神”的典范之作，“初惊”、“缅思”是他主体融入的标志，画家笔下之鹘，完全转化为诗人心中意中之鹘了。诗人主体之神与画鹘客体之神的融通，创造了独立于原画的新境界——较之原画更出人意外的境界，对画作的意境给予了大大的引申。
概述
《烛之武退秦师》见《左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全书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记叙了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较为具体地描绘了一些人物的生活琐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状况。《左传》长于叙事，善于描写战争和记述行人辞令。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许多大小历史事件，作了深刻而生动的记述，形象鲜明，语言优美，成为历代散文的典范。
本篇所记述的，是秦晋联合攻打郑国之前开展的一场外交斗争。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前此两年（公元前632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爆发了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结果楚国战败，晋国称霸。在城濮之战中，郑国曾经出兵帮助楚国，因而结怨于晋，这就是晋秦联合攻打郑国的直接原因。这次战争，也可以说是城濮之战的余波。
秦、晋围郑，形势紧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郑臣烛之武仅凭口舌说服秦伯，使秦转变对郑的态度，化敌为友，对晋以友为敌，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突变呢？关键在于烛之武所说的两点针对了秦的切身利益。首先，灭郑于秦有害无益。秦对郑鞭长莫及，若以郑为东道主，就为秦称霸提供了住、食等种种方便，更何况“亡郑以陪邻”，这对秦有什么好处呢?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晋有野心(对此秦本有戒心)，烛之武列举了秦伯曾亲身领略过的事实，再进行科学的推理，使秦伯恍然大晤——晋是大敌。烛之武用语不多，对秦穆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这是一篇记述行人辞令的散文。郑国被晋、秦两个大国的军队所包围，国家危在旦夕，烛之武奉郑君之命，去说退秦军。他善于利用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一番说辞，便说服了秦君，撤出围郑的军队，并且派兵帮助郑国防守，最后晋军也不得已而撤退，从而解除了郑国的危机。
这篇文章，赞扬了烛之武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临危受命，不避险阻，只身去说服秦君，维护了国家安全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斗争的复杂性。
段解
文章开篇就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秦晋两大国联合起来围攻郑国，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为下文烛之武临危受命埋下伏笔。
写烛之武临危受命。他在郑伯一番诚意和透彻的分析下，抛开个人感伤和利益，承担起关系国生死存亡的重任，体现烛之武的深明大义。
本段是全文的主体，也是说退秦师的关键。分四个层次：一是烛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说话，引起对方好感；二是说明亡郑只对晋国有利，对秦国有害无益；三是陈述保存郑国，对秦国有好处；四是从秦、晋两国的历史关系，说明晋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并分析晋国贪得无厌，从而使秦穆公意识到晋强会危秦，于是与郑国订立了盟约，乃至帮助郑国。
本段记晋师撤离郑国，同时体现一代霸主晋文公的政治远见。
文章特点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严密，前后照应。秦、晋围郑的主要原因，是晋国为了扩大自己霸主的威势，征服异己，再加上晋文公与郑有个人恩怨。这一事件的发生，与秦毫无关系。文章开头两句话“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暗示了这一事件的背景，这就为全文的发展作了铺垫。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无隙可乘，这就容易使人理解：烛之武所以能够说服秦君并不是偶然的。全文正是按照开头的预示而展开的。烛之武说退了秦师，孤立了晋国，晋师最后也不得不撤退，正是这一暗示的结果。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有头有尾，结构严密，事件交待得很清楚，矛盾展示得很充分，收尾也十分圆满。
二、起伏跌宕，生动活泼。《烛之武退秦师》虽然是一篇说理性的文章，但它写得波澜起伏，毫不呆板。当郑国处于危急之际，佚之狐推荐烛之武去说秦君，没想到引起了烛之武的一番牢骚，使事情发生了波折。郑文公的引咎自责，也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烛之武在说秦君的时候，一开头就指出亡郑于秦无益；但接着又退一步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以此作为缓冲；紧接下去就紧逼一步说明亡郑对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当秦国单独退兵之后，子犯发怒要攻打秦军，秦、晋关系一下子转而紧张起来。最后晋文公讲了一番道理，晋军偃旗息鼓，一场风波，终于平息。这样一张一弛，曲折有致，更能紧扣读者的心弦，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三、说理透辟，善于辞令。这篇文章，中心是烛之武说秦君。这个主题本身，决定了它必须着意描绘人物语言，使辞令引人入胜。从这点来说，它不愧是一篇非常漂亮的外交辞令。秦、晋围郑，完全与秦无关，秦国所以出兵，一是与晋国有同盟关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捞一把，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他知道亡郑只能对晋有利，而对秦不仅毫无好处反而有害的时候，他就会一改过去的所为，反过来帮助郑国。烛之武看准了这一点，紧紧抓住了秦穆公的这一心理，晓之以利害，这就使秦君不能不听从他的说辞。烛之武斗争策略的巧妙还表现在，他奉命去说秦君，完全是为了郑国的利益，而他在说辞里表现的是处处为秦国着想，处处替秦国说话，这就更使秦君易于入耳。一个面临亡国之危的小国使臣，面对大国的君主，却能够不亢不卑，从容辞令，既不刺激对方，又不失本国尊严，语言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全部说辞只有短短的125个字，却说了五层意思，说得委婉曲折，面面俱到，从亡郑于秦无益，说到秦、晋历史关系，说到晋国灭郑之后必然进犯秦国，步步深入，层层逼紧，句句打动对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散文作品
⒈文中是如何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及形势的？这与整个故事发展有何关系？
文章的第一段用“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又用“晋军函陵”、“秦军氾南”说明攻方的态势，暗示郑国已经危在旦夕。这就点明了烛之武游说秦伯的背景，为下文的故事发展作了铺垫。
⑴秦晋围郑的两个原因“无礼于晋”及“贰于楚”都直接关系到晋国，而与秦国无关，这就为烛之武说服秦伯提供了可能性，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⑵秦、晋两军，一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一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南），两军分驻南北两边，互不接触。这为烛之武说服秦伯的秘密活动增加了有利条件。
⒉本文在展开故事情节上有何特点？
⑴文章篇幅虽然短小，故事情节却有头有尾，层次井然。文章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接着由佚之狐推荐，引出烛之武，这是故事的开端；郑伯于危急中请烛之武前往秦营，烛之武不念个人私怨，慨然应允，这是故事的发展；烛之武在夜间“缒而出”，秘密私访秦伯，并用一番动人的言辞说服了秦伯，这是故事的高潮；秦伯退兵，并派人戍守郑国，最后晋也被迫退兵，郑国转危为安，这是故事的结局。整篇故事结构是完整而严谨的。
⑵波澜迭起，曲折有致。秦晋两军夹击郑国，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佚之狐力荐善于辞令的烛之武，并断言：“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此为一波。但当郑伯去请烛之武时，却遭到了烛之武的拒绝：“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显然，烛之武对郑伯过去的用人方针有看法，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排挤也是愤懑不平的。此时，郑伯赶紧认错：“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并指出：“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深明大义，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不计私怨，捐弃前嫌，毅然应命。这寥寥几笔，给行文平添了一层波澜。烛之武利用黑夜，秘密出城会见秦伯，并说服了秦伯，秦伯答应退兵。晋大夫子犯主张袭击秦军，形势又紧张起来了，故事出现了第三折。最后，晋文公分析了形势，认为“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也撤了兵。至此，郑终于转危为安。
⒊烛之武为什么能说服秦伯？
这篇文章对烛之武的善于辞令，写得极为出色。他去说服秦伯，虽然目的是求和，但决不露出一点乞怜相。他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头头是道，使人信服。他在说辞里处处为秦着想，使秦伯不得不心悦诚服，不仅答应退兵，而且助郑防晋。
⑴处处为秦着想。
首先，烛之武开门见山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承认郑国已处于危亡的地步。但作为郑大夫的烛之武却没有半句为郑国乞求的话，相反，却以“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来表明为秦着想的立场。先分析了“越国以鄙远”的难处，接着谈了亡郑实际上是增加了别国（晋）的土地，扩展了别国的势力，而邻国势力的增强就意味着秦国势力的削弱。接下来又分析了存郑对秦有益无害：“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一利一害，推心置腹，不由秦伯不动心。
⑵充分利用秦晋的矛盾。
正当秦伯在考虑灭郑、存郑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时，烛之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为秦君分析：“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来离间双方。这番话不由得秦伯不深思。接着烛之武又把话题引向未来，预言晋国此后的动向：“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指出晋国贪得无厌，灭郑之后，必将进而侵犯秦国，秦晋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化。由于晋国当时已成为中原霸主，秦伯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烛之武的这篇说辞戳到了他的痛处，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主意，退兵助郑。
写作特点
⑴伏笔与照应
这篇课文虽短，但在叙述故事时，却能够处处注意伏笔与照应。例如，在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时，说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说明秦、郑并没有多大的矛盾冲突。这就为下文烛之武说退秦军埋下了伏笔。“夜缒而出”照应了开头的“秦、晋围郑”，“国危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又照应了上文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貌合神离，既没有驻扎在一起，彼此的行动也不需要通知对方，这就为秦、郑联盟提供了条件。
⑵波澜起伏
这篇课文波澜起伏，生动活泼。例如，大军压境，郑国危在旦夕，不禁让人捏着一把汗，而佚之狐的推荐，使郑伯看到了一线希望。读者满以为烛之武会顺利出使敌营，挽狂澜于既倒，谁知他却因长期得不到重用而“辞曰”，打起了退堂鼓，使郑国的希望又趋渺茫。郑伯的自责，也增添了文章的戏剧性。再如，秦国退兵后，子犯建议攻打秦军，秦、晋关系顿时又紧张起来。晋公讲了一番“仁”“知”“武”的大道理，才平息了一场虚惊。课文有张有弛，曲折有致，增加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⑶详略得当
这篇课文主要是表现烛之武怎样说退秦师的，所以重点放在烛之武的说辞上。对“退秦师”的前因后果，只作简略交代。在烛之武“夜缒而出”的前后，郑国君臣和百姓是怎样焦急地等待烛之武的消息，秦国君臣又是以怎样的场面和骄横态度接待这位即将亡国的使臣，作者都一字未提，而是集中笔墨塑造烛之武的形象，从而做到繁而不杂，有始有终，层次井然。
以“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开端，写作者对岳阳的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旋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转写近景：河岸的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既是对比，又是承辅，以浩瀚开篇，续写冷风寒灯，一远一近，一大一冷托衬出别样的悲怆。
“滞留风难尽，艰危气益增”：即使遭遇苦境停滞无法前行，心中的雄风大略也不会消退；艰难和危险反而更加激励气魄壮大，临危无惧而弥坚。接下来“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句以图南，鲲鹏自喻远大之志向无可披靡。顺承上句的情感又更升一层，至此，诗歌的情境推向最高潮，并与前段的宏伟景色遥相呼应，似断犹续，首尾相照。
这首诗主要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它的创作背景应该从“大历三年（768）冬”推出，安史之乱发生于天宝十四年（755），这场战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转变，也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阴影。这点也反映到杜甫的诗歌当中，从“留滞风难尽，艰危气益增。”一句可以看出杜甫此时的心情是很失落的。也是很迷茫的。因为他说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并未改变杜甫的忠君恋阙的心，但也流露出了一种迷茫的情绪。前途未卜，不知何去何从。其次，杜甫的诗歌十分重视炼字，他很讲究对仗，“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的对仗十分工整，其中“翻”和“洒”字用的也十分贴切。最后，杜甫在此诗中还用了典故，就是 “鲲鹏”，他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以鲲鹏的变化无常来暗示前途的不可预料，非常贴切。
整首诗歌以豪景与壮志衬托出豪迈基调，又以岸风夕浪，舟雪寒灯做起伏，及滞留、危难而转图南鲲鹏，意境起伏，富于节奏；承转顿挫，铿锵有力；情景呼应，浑然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