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描绘了舟中夜起后所观赏到的美丽画图，曲折有致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曲情怀。全诗写得空旷奇逸，不染一点世俗烟火气，细微地写了夜宿湖中的景况。在描写中，尤其突出了一个“静”字，无论是有声还是无声，动态还是静态，大景还是局部，都紧紧为写静夜服务。
“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是说诗人在舟中听到外面微风吹拂水草的声响，以为湖面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于是，推开船门，去欣赏雨景，然而，看到的却是满湖月色，波光粼粼。这是诗人起首二句描绘的境界。它不但巧妙地点出了 “舟中夜起”之题，而且，写出了诗人的幻觉。这种手法，前人也曾使用过，如唐人释无可 《秋寄从兄岛》云：“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但苏轼此二句，似比唐人之句更为成功。
自“舟人水鸟”至“落月挂柳”六句，诗人描绘了舟中夜起后所观赏到的美丽画图，曲折有致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曲情怀。此六句可分三层，两句一折， 写出了 “静”、“独”、“冷”三种心境。
“舟人水鸟”两句，诗人以动静相衬的手法，着重描绘夜境之静：此时，舟人、水鸟都已进入了梦境，只有大鱼惊窜激起的水波声。这鱼声在静夜里格外响亮，以致使诗人误以为是一只狐狸在草丛中惊窜而去。将“大鱼”误作为“奔狐”，其中暗伏着将满是月华的湖面误作月光照耀下的草地，这是自“开门看雨月满湖”之后的又一次幻觉，它是暗伏着的，不易为人查觉。这境界，如梦如幻、极远极近、极奇极美，“静”字为其魂魄。
诗人之所以如此喜爱这万籁俱寂的夜境，这需要多少了解一点儿苏轼当时的心情。苏轼早年曾“奋厉有当世志”，但二十余年仕宦生涯的体验，使他对之产生了厌恶情绪，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与诗人“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的天性格格不入，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与诗人自身的“野性”始终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诗人曾说自己是：“尘容已似服辕驹， 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庐山次韵章传道》）， 就正是这一矛盾的形象写照。
苏东坡既不能真正归隐，丢弃自己“致君尧舜”的本来志向，又难以忍受污浊的官场生活，这就使他常常要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到慰藉。“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独形影相嬉娱”的深层蕴涵也正在于此。白天，“举手摇足，辄有法禁”，那是“野性”的囚牢，人性的桎梏，而现在，在这个静静的夜色里，只有自己面对满湖的月光、惊窜的大鱼，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形影互相嬉娱，这是 “野性”的解脱，是骏马的脱羁，诗人手舞足蹈，陶然醉之了。此二句“独”字为眼，不仅写出此时此际之独，而且从潜意识上讲，苏轼一生独立危行，“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正是一种人生的孤独，是一种时代先觉者的孤独。“独”字承上，深化了 “静”界。
诗人由 “静”至 “独”，总体来说，是陶醉自然，物我同一的境界，是一种愉悦的审美境界。然而，诗人是不能完全忘却尘世的，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深深思索，会突然闪过心头。于是， 诗人的心境转至 “冷”字，诗人面前的绝妙夜景也变得冷气袭人了：“暗潮生渚吊寒蚓，落月挂柳看悬蛛”。来自洲渚边的潮水在暗涨，其声幽幽咽咽，有如寒蚓蠕动的声音；挂在柳条之下的落月，犹如悬在丝端的蜘蛛。诗人使用 “暗潮”、“寒蚓”、“落月”、“悬蛛”这些充满暗色寒觉的意象，既进一步为这幅舟湖夜色图添画数笔，又象征和暗示了诗人内心的苦闷，为下一段的议论作了渲染铺垫。
最后一部分，诗人以议论抒情作结。诗人想到，良辰美景，转瞬即逝，天明之后，又要开始那令人痛苦的仕宦生活。你听：在鸡鸣声和晨钟声的合奏里，夜里伴我度过了一个美好夜晚的百鸟都散去了，只有船头的鼓音与之呼应。苏轼此处用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的“猿鸣钟动不知曙”句，反其意，写自己对夜色清境的留恋，暗示对白日“忽忽忧患”生活的厌恶。
《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