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词，以神话传说与人间习俗为题材，抒写了人们的悲欢离合。上片写民间乞巧习俗；下片由七夕神话传说引发词人对神仙也难相聚的感叹。此词行文密丽、疏密相间、隶事渊雅，用笔疏宕，用事雅致而富有深意。
词的上阙写民间乞巧习俗。每年阴历七月七日之夜妇女们向织女星乞求智巧，谓之“乞巧”。《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tōu，石似金者，即黄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词之开章写妇女们在新凉之夜，洗浴完毕，懒于早睡；而在庭院中饮酒嬉戏，结彩线，穿绣针以乞巧。“懒浴新凉睡早”是倒文。“雪靥”一词，勾出人物是年轻的女子，她们浴后肌肤雪白，面颊上的酒窝满含笑意。“酒红”二字把女子们乞巧时食瓜饮酒等活动形象写出。“绣·针”二字点出七夕乞巧。“倚楼”既交待了女子的身份，又点出了活动的地点。此三句一气赶下，写女子们的乞巧活动。歇拍“月冷波光梦觉”一句，一个大的转折写到女子在绣楼入睡的情况。此时月光如水，照着睡梦中的女子，那冷冷的月光使梦中人惊醒，故“觉”字，引出下片的内容。
下阙引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写出闺怨。过片“怕闻井叶西风到”，“秋”在古人心中常常是“自古逢秋多寂寥”（刘禹锡语）“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曹丕诗句）；“秋”常引起人们萧瑟、凄凉的感受，更会引起“念君客游思断肠，贱妾茕茕守空房”（曹丕语）游子思妇的。伤别之恨。词中的“怕闻”二字，就是含蓄地写出此情。“粉河不语堕秋晓”一句以银河日没的形象，写出七夕过后，“牵牛织女遥相望”的离情别恨。此句运用拟人手法，以银河日隐的无奈，表达了对牛郎织女长别的同情。“恨多少”不仅写牛郎织女的离恨，也表达了多少女子的愁离恨别。故而以反诘句出之，强调了词眼。结句“云雨人间未了”化用宋玉《高唐赋序》中的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高唐，离别时神女谓“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典故，写出人间男女总是有“未了情”的惆怅。
全词以“恨”为中心，层层展开。下片是全词重点，从正面出之。“怕闻”句化用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草木摇落、客游断肠、茕茕空房的意境，引出“恨多少”三字，“粉河”句，从银河隐去、牛女相别的意象补叙“恨多少”之情，最后又以“云雨人间未了”化用楚王、神女相会相别的典故，再次渲染“恨多少”。上片写女子乞巧的欢愉之情，是反衬伤离恨别之情，是从对面写起，如此可见章法上的跌宕起伏，独具匠心。
此词的另一特点是疏密相间，隶事渊雅。况周颐曰：“梦窗密处，能无数丽字。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蕙风词话》）如上片行文密丽，“雪靥酒红”红白相间，不仅色彩秘丽，而且“雪靥”写新浴后肌肤洁白细腻，面容娇美，“酒红”写出浴后饮酒乞巧，脸色红艳的情况。而“月冷波光梦觉”一句，不仅写出月光如水，而且写出女子人睡梦醒时的感受，“月冷”运用通感手法，揭示“梦觉”，引出下片的离情别恨。下片全部意象写“未了”情，围绕“恨”字，以桐叶翻飞、西风萧瑟、银河坠隐等景物烘托，其用笔是疏宕的。在隶事上，由七夕的乞巧民俗，到神话的牛女银河相会，用事雅致而富有深意，可见其“锤炼之工”。（郑文焯语）
诗人为我们描绘了月夜泛舟的情形：明月皎皎，湖水悠悠。洞庭秋水澄澈无烟，水月相映，清辉怡人。
诗人与友人（此处，我们不妨把其族叔也当作友人）泛舟湖上，与清风朗月为伴，不由生出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的“上天”之念。但乘流上天终不可得，诗人也只好收起这份不羁的想象，姑且向洞庭湖赊几分月色，痛快地赏月喝酒。
首句写景，同时点出秋游洞庭事。“南湖秋水夜无烟”，初读平淡无奇，似是全不费力，脱口而出，实则极具表现力：月夜泛舟，洞庭湖水全不似白日烟波浩渺、水汽蒸腾之气象。波澜不惊，澄澈如画。无烟水愈清，水清月更明。溶溶月色溶于水，悠悠湖光悠月明。这种景象，这种意味，非置身其中不可得，非写意简笔不可得。诗人虽然没有精工细绘，但读者心中自会涌现出一幅水天一色的美好图景。
这首诗笔法全属正面铺陈，不过是发挥了比喻及想象的功能，写得灵活而新鲜。
诗篇一上来打了两个比方蔚蓝清澈的天空好像用碧色象牙雕塑成的卧床。这里将细雨由天上洒落，想象为好像天宫白玉堂前飘拂下垂的帷幕，又像是从天空这张碧牙床上翻卷下来的簟席。帷幕、簟席都是织纹细密而质地轻软的物件，用它们作比拟，既体现出细雨的密致形状，也描画了细雨随风飘洒的轻盈灵姿。接下来，诗人再借用神话传说材料作进一步形容。楚女，《楚辞·九歌·少司命》里描写的神女，诗中曾写到她在天池沐浴后曝晒、梳理自己头发的神情。
这里说：想象神女当时的情态，那茂密的长发从两肩披拂而下，熠熠地闪着光泽，萧萧地传达凉意，如同作者眼前洒落的细雨。这个比喻不仅更为生动地写出了细雨的诸项特征，还特别富于韵致，引人遐想。整首诗联想丰富，意境优美，如“帷飘”、“簟卷”的具体形象，“白玉”、“碧牙”、“发彩”的设色烘托，“萧萧”的清凉气氛，尤其是神女情态的虚拟想象，合成了一幅神奇谲幻、瑰丽多彩的画面。比较起来，于这首诗主题相似的《微雨》偏于写实作风，而此诗则更多浪漫情味，从中反映出作者咏物的多样化笔调。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