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从杜鹃叫声的谐音“不如归去”展开联想，把杜鹃人格化，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单刀直入地责问杜鹃不以身作则——拼死叫别人回去而自己言“归”却不归。围绕归与不归的问题，下文几句分三层从正面加以评述，劝杜鹃带头先归。
第一层“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四句以鹤燕尚知重返故地的事例与杜鹃作比较，表明：同属卵生羽化的禽鸟，鹤燕不言“归”而归，杜鹃口言“归”却不归，指出“归”的必要。
第二层“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三句指出吴蜀相去不远，杜鹃自身完全有力量能飞回去。另外，杜鹃还有外力条件作帮助，正是回去的大好时机。
第三层歇拍三句“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又从杜鹃眼前凄凉悲苦的处境来分析，更有必要趁早回去，不必要“血洒芳枝”自己去折磨自己，更充实了第一层的理由。这里，词人对杜鹃应当归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形象的描述，使杜鹃无言以对，杜鹃似亦吐尽詈辞。指责杜鹃对别人“抵死催归”，而自己该归、能归却不归的无理，从而反衬词人自己催其归而暂不归的合理性，为下文点题埋下伏笔。此片抓住杜鹃的言行矛盾，一路严责，本有难以为继之势，但至“血洒芳枝”句，却于“汝胡不归”的质问中，隐隐牵入“杜鹃之‘不归’盖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新内容，从而引出下片训诫之词来。
“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承接上文杜鹃“血洒芳枝”的断肠思故园而对杜鹃加以劝诫：不要因国家的兴亡而悲伤。借此引出词人对人生的看法：国家兴亡是常事，富贵不久长也是常事，因此绝对不能为国家的衰败，人人失去富贵荣华而忧伤。
为使自己的见解有根有据，“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四句中，词人还把一度称雄于蜀地并作出了贡献的诸葛亮、公孙述与蜀地的锦江、玉山相比较，阐明江山永存，人生却是短暂的。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凡事都应该从积极方面去考虑，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词人借告诫杜鹃而对人生所持的积极态度，表现词人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此广阔胸襟，处于凄苦心境的杜鹃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三句中，词人以自豪的口吻嘲弄杜鹃太不自爱，不理解词人的“行藏”却要一个劲地“催归”，可笑而白费心血，同时暗示词人坚决不归是要有一番作为的。
最后词人遂乘势就个人进退行藏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出结拍三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是不肯退隐，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为国建功立业后才回乡。从而呼应开头，点明题旨，词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对杜鹃“抵死催归”的批判中展示无遗，含蓄而令人寻味。
此词上片一开头就对杜鹃提出责问，问它何不归去。接下去以白鹤和玄鸟知返的故事为据，说明杜鹃应该归去的道理，问它因何“身羁荒树，血洒芳枝”。下片又转出新的内容：原来杜鹃之“不归”，是因为它故乡中像诸葛亮、公孙述那样的风云人物如今早已去世，即使回去也无益。于是，词人从中得到启示，决心等打败敌人，立功封侯之后才回福建老家。
全词构思新颖，词句流畅，用典贴切，言情自然，意境深远，围绕杜鹃的叫声及有关传说典故展开联想、进行议论，最后归结到抒写个人的怀抱，从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从侧面表达了词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力求建功立业的理想，可谓构思新颖而别出心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