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大中初年,诗人由山西太原幕府掌书记,被贬为龙阳尉。自江北来江南,行于洞庭湖畔,触景生情,追慕先贤,感伤身世,而写下了《楚江怀古》五律三章,这是第一首。
这一首诗虽题“怀古”,却泛咏洞庭景致。诗人履楚江而临晚秋,时值晚唐,不免“发思古之幽情”,感伤自身不遇。首联先点明薄暮时分;颔联上句承接“暮”字,下句才点出人来,颈联就山水两方面写夜景,“夹”字犹见凝练;尾联才写出“怀古”的主旨,为后两首开题,而以悲愁作结。
全诗风格清丽婉约,感情细腻低徊。李元洛评曰:“在艺术上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籍而不直露奔迸。”
这首词是写深闺女子暮春时节,怀人念远、寂寞惆怅的相思之情。作者用曲折顿挫的笔法,把执着的思念,表达得深刻细腻、生动传神。它的风格,在辛词中是别具一格的。沈谦的《填词杂说》曾说:“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消意尽,词人伎俩,真不可测。”其实,既能慷慨纵横,又能昵狎温柔,既擅于豪放,也长于婉约,正是辛弃疾词作风格和题材多样化的大家风度的表现。只不过这首词作,感情表现得更为细腻罢了。
这是一首具有政治内涵的词作,乃词人假托一个女子叙说伤春和怀念亲人的苦愁,寄寓对祖国长期分裂的悲痛。《蓼园词选》云:“此必有所托,而借闺怨以抒其志乎!”
上片起头:“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写一对情人,在烟雾迷蒙的杨柳岸边,情凄意切,不得不分钗赠别的情景。这向读者暗示:情人离别是痛苦的,那么祖国南北人民长久地分离,人为地隔断来往,不是更为痛苦吗?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家常见的以香草美人作为感情宣泄寄托的一种艺术手法,辛弃疾也继承了这种艺术手法。
“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情人分手后,登楼远眺,怀念离人,已是使人不胜其感情负载了,更何况又总是十日有九日地遇到那风雨晦冥的时节呢?刮风下雨,虽能登楼而不能远望,这是使人痛楚的一个原因;风雨晦冥,大自然的阴冷更加深离人的凄苦情怀,这又是使人痛苦的一个因素。只此一句话,就有多层涵义,层层深入,对比映衬,令人不忍卒读!“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唤、流莺声住。”落花不要飘零了吧,啼莺也不要叫唤了吧,但都无法摆脱心中那不绝如缕的忧愁,简直叫人断肠了!这是何等深沉曲折的笔触啊,“都无人”和“更谁唤”,加强了那种寂寞凄清、无处寻求知音的氛围。辛弃疾南归后,多年流徙不定,报国之志难酬,天涯万里,何处有知音?不正是这种感情吗?
下片,“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作者精心选择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把一个闺中少妇,盼望游子归程的复杂心理状态,活灵活现描绘了出来。她把头上的花钿取下来,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细细数过。她相信自己心中的占卜:一个花瓣代表游子归程的一个日程。花瓣有数,相信游子归程也有定准,她心里因此得到了满足。但是,她数过后又戴上,戴上后又不放心,再次取下重数。这种反复的动作,曲折地表现了闺中少妇那复杂的感情。
“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写她即使昏然入睡之后,还哽咽叨念,春天到来,把忧愁送来了;怎么春天离去,却不把忧愁给带走呢?这也就是说,季节变了,远方的游人啊,怎么还不回来呢?描写思念远人归来之情,真是无以复加了。作者把人物感情竟写得如此细腻而缠绵,如同沈谦所形容的,使人“魂销意尽”,艺术的魅力竟是那么强烈!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