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描绘边塞黄昏苍凉的秋色。首二句以如椽之笔写景，不胜开阔，直追盛唐边塞诗。单看之，无丝毫狭小局促、落落寡欢之感，谓词人被边塞特有的秋景深深吸引，亦无不可。接下是“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豪壮大气不改，初添萧索苍茫之感。上片四句，连而读之，自是一幅流动的画面：近有城墙两边的“啼乌”，远则是落日与群山，在红红的落日与苍莽的群山的衬托中，又有猎马飞驰而来。词中的景，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把边塞景色的特点，完全体现出来了。
下片是描绘入夜之景和抒发思乡之情。塞上本来就多悲凉之意，与词人的远戍之苦、思家之心，融合在一起，当胡笳吹起时，那呜呜的声音，使边地的开阔誊和词人的惊异感顿然消失，充溢着的是一片悲凉的情调，词人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所以词人说“笳声听不得”，因此整片词的词情在微微的灰白之后，忽然黯淡起来。而“空城黑”三字，又为词境增加了些许荒漠凄凉之意。这两句在肃杀中寓悲凉，展现出词人已经蓄满的感情，直至引出末二句。“秋梦不归家”是抒情，是感叹，道出了深蕴的悲怆孤独的思乡之情。“残灯落碎花”是写眼前实景，诗人“归家”而不得，希冀于梦中，又不能入睡，就只能在“残灯”独坐了。末二句将词人的思乡梦不成与眼前的残灯结合，簌簌而落的灯花又何尝不是词人心碎的隐喻，一个“落”字而境界全出。
从全词看，除“秋梦不归家”一句外，余皆景语。荒漠凄凉，肃煞萧索，烘托出思乡的悲怆孤独的心情。
此诗分六章。第一章是说宣王受天命即位，地位稳固长久。语重心长地鼓励说，“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而且“俾尔单厚”。让宣王消除疑虑，树立起建功立业的信心。第二章又祝愿说王即位后，上天将竭尽所能保佑王室：“俾尔戬谷”“罄无不宜”“降尔遐福”。使王一切顺遂，赐给王众多的福分，还担心不够（“维日不足”）。第三章祝愿说王即位后，天也要保佑国家百业兴旺。此章中作者连用五个“如”字，极申上天对王的佑护与偏爱。诗从第四章起，先写选择吉利的日子，为王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以期周之先公先王保佑新王（“吉蠲为饎，是用孝享。……于公先王”）；次写祖先受祭而降临，将会带来国泰民安、天下归心的兴国之运（“神之吊矣……日用饮食……徧为尔德”）。末章又以四“如”字祝颂之，说王将长寿，国将强盛。全诗处处都渗透着对年轻君王的热情鼓励和殷殷期望，以及隐藏着的深沉的爱心。
诗中所反映的祭祀仪式的规模，内容和举行地点均符合先秦时代新君登基之礼：登基前祭天（前三章向天祷告）、择吉祭祖，又在宗庙中举行。《尚书·周书·康王之诰》载在康王登基仪式之后，“太保暨芮伯……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而《小雅·天保》这首诗也总是说“天保定尔”“俾尔单厚”之类，亦从天命说起，以期望告诫作终结（“徧为尔德”）。这表达了臣子对君主的忠心和对上天的虔诚，也反映了周人的天命观。
在表现方法上，作者恰如其分地使用了一些贴切新奇的比喻，“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等，既使得作者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体现，也使得全诗在语言风格上产生了融热情奔放于深刻含蓄之中的独特效果。
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诗的前二句以绚丽的春光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后二句抒情，内里实在蕴含着惜别的深情，只是故作旷达自慰且慰人。这首诗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
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
“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
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