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艺文类聚》卷三十作《萧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文选》善注以为丞相即萧嶷。嶷为齐高帝道成之次子,武帝赜之弟,公元492年(永明十年)夏四月薨。善注引蔡邕《独断》:“诸侯嫡子称世子”。世子指嶷长子子廉。廉,字景蔼,官至太子中舍人,前军将军。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卒。“冬节”,冬至之日,为朝臣往还问讯之时,《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即其证。此诗当作于公元492年冬。
先帝之子,当今皇弟,身为豫章王的丞相,贵极人臣,可以想见生前府第如何车马填堙,门庭若市,显赫至极!然而一旦谢弃人世,就连冬至这样的大节,也绝无友朋门生故吏前往其门问候慰藉亲属,又何其冷落寂寞。沈约在拜谒萧嶷世子子廉后,于车中作此诗,感叹世态炎凉,讥讽那帮趋炎附势的小人。
全诗可分三节。前四句为第一节,援古例今,以世人对待贵贱的态度跌出死生之势。“廉公”,即廉颇。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中秦反间计,免去廉颇长平指挥官之职,其“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得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失权势”,“门馆有虚盈”指此。“贵贱犹如此”,是诗人对廉颇失势得势门客去留的感慨,同时还暗用汉人翟公事:“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汉书·张冯汲郑传》)“曲池平”,指人死之后,善注引《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以平。’”一贵一贱,门客盈虚,已见世态炎凉,何况是一生一死呢。此四句从古事说起,从贵贱说起,目的在于引出今事,引出生死,“犹”、“况”两个虚字的运用,使文气较为曲折跌宕。中四句,正写丞相新薨,宾客尽散、府第凄凉。“高车”,刘熙《释名·释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车也。”“高车尘未灭”,丞相谢世未久,车行恍如犹在眼前。“珠履”,李善注引《史记》:“春申君上客,皆蹑珠履。”“珠履故馀声”,门生故吏造登丞相府第杂沓的步履之声仿佛在耳。以仿佛有声反衬无声,更觉寂寞。照理说,丞相去世未久,吊死问生,做为门生故吏、生前友好,义所不容推辞。然而,“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宾阶客位,到处长满苔藓,宅第萧条荒凉,写出无有造其门者。崔豹《古今注》:“空室无人,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结二句,为第三节,由丞相府第转写其人坟茔:府第门庭竟无一宾客,唯有我一人望其松柏郁郁苍苍的坟头而已,有说不尽的感慨。“九原”,春秋时晋卿大夫所葬之地。“佳城”,指坟室,据《西京杂记》,滕公(夏侯婴)掘地三尺,得石椁,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后葬于此。“谁当”,有门客尽去,唯我不忘之意,表现了诗人对逝者的一片深情。
这首诗的制题,非常有特色。汉魏古诗多为乐府诗,即以乐府诗题为题;即使不是乐府诗,诗题也较简单,不怎么讲究。到了价争一字之奇的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以其清丽取胜,诗题也多有标新立异者,例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之类。此诗诗题的制作,不在于对诗情画意的追求,而是在用意上下功夫。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六说:“此诗为‘诣世子’而作,却无一字及世子者何?缘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凉之感,偶因‘诣世子’而发,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凉之地也。上又着‘冬节后’者何?‘冬节后’朝臣往还拜谒之侯,正验人炎凉之时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旧日丞相所居之地,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无旧日至丞相第之人,乃特为驱车而来者,仅仅休文一人,则休文之外,尽炎凉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笔,故题下又着‘车中作’三字。”分析颇为精到。
此文是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是 ,他的原意是现在一般用来形容?
一毛不拔:一根毫毛都不肯拔出来,十分吝啬自私 。
寓言往往借助一个虚构的故事来阐明一个道理,试概括本文寓意。
做人不宜吝啬,有舍才有得。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