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注:开元时期为713年—741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正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杜甫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赏识,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在杜甫的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安史之乱的唐朝也已从繁荣昌盛转入衰落,他们二人的晚景也十分凄凉。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已郁积的无限沧桑之感。这首诗跨越了几十年的时代沧桑,社会变迁,景物的描写寄寓了诗人对世道衰落的感慨。全诗情韵深厚,内蕴丰富,举重若轻,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见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赏你的艺术。开头二句虽然是在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情感却很重。“岐王”,唐玄宗的弟弟、唐睿宗(李旦)的儿子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崔九”,名涤,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经常出入皇宫,是唐玄宗的宠臣,曾任秘书监。他在同族弟兄辈中排行第九,故称崔九。“岐王宅”、“崔九堂”,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开元鼎盛时期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昔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很寻常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了。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这里蕴含的天上人间之感,需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眼下正是江南暮春的大好风光,没有想到落花时节能巧遇你这位老相识。昔日不再,梦一样的回忆,改变不了眼前的无奈。后两句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沧桑巨变。风景秀丽的江南,在和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真正置身其间,面对的却是满眼凋零的落花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既是即景书事,也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寄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定会从中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而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因而,这种写法显得浑成无迹。“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夏日叹》的前半部分主要写这次旱灾,后半部分写战乱,并对天灾人祸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极言民生疾苦。
诗中说,久旱无雨,田地里干旱得尘土飞扬,湖泊池塘都干涸了,飞鸟缺水而死,鱼儿干涸而死,成千上万的灾民逃荒流散,一片荒凉景象。这个时候,河北一带仍然被安史叛军占据,叛军就像豺狼虎豹,凶暴横行,残害人民,而朝廷军队连影子都看不见。杜甫认为天灾人祸都与朝廷的政策失当和腐败无能有关。他说:“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拿贞观之治与现实作比较,显然唐肃宗不可能像唐太宗那样平定和大治天下,唐肃宗身边的那些大臣,也无法与贞观年间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名臣相比,如今的朝廷是令人失望的。
旱灾接着饥荒,在华州的生活十分艰难,现实政治又是如此让人失望,司功参军的职务也不能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更谈不上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了。于是,在立秋后不久,杜甫毅然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开始了他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诗的未尾对贞观之治的追忆和贞观君臣的赞扬很明显是在表示对现实堤的不满。
先写太阳照耀郁蒸难开,在请问苍天无雷时似乎也在暗示朝政失度;次写旱灾严重程度和百姓流亡生活,兼及安史之乱仍未并息的时局现状。在这种天灾人祸的现实中,诗人对案不能食之余想到的是今昔的对比,诗的末尾对贞观之治的追忆和贞观君臣的赞扬很明显是在表示对现实朝政的不满。
关于此诗主旨,《毛诗序》说是黎侯为狄所逐,流亡于卫,其臣作此劝他归国。刘向《列女传·贞顺篇》说是卫侯之女嫁黎国庄公,却不为其所纳,有人劝以归,她则“终执贞一,不违妇道,以俟君命”,并赋此诗以明志。二说均牵强附会,因为无论是实指黎侯或黎庄妇人,都缺乏史实佐证。余冠英认为“这是苦于劳役的人所发的怨声”(《诗经选》),乃最切诗旨。
诗凡二章,都以“式微,式微,胡不归”起调: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诗人紧接着便交待了原因:“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意思是说,为了君主的事情,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才不得不终年累月、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短短二章,寥寥几句,受奴役者的非人处境以及他们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懑,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艺术上,这首诗有两个特点。一是以设问强化语言效果。从全诗看,“式微,式微,胡不归”,并不是有疑而问,而是胸中早有定见的故意设问。诗人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夜以继日地在野外干活,有家不能回,苦不堪言,自然要倾吐心中的牢骚不平,但如果是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采用这种虽无疑而故作有疑的设问形式,使诗篇显得宛转而有情致,同时也引人注意,启人以思,所谓不言怨而怨自深矣。二是以韵脚烘托情感气氛。诗共二章十句,不仅句句用韵,而且每章换韵,故而全诗词气紧凑,节奏短促,情调急迫,充分表达出了服劳役者的苦痛心情以及他们日益增强的背弃暴政的决心。从此诗所用韵脚分析,前章用微韵、鱼韵,后章为微韵、侵韵,这些韵部都较适合表达哀怨沉痛的情绪。诗人的随情用韵,使诗情藉着韵脚所体现的感情基调获得了充分的强调。所以方玉润评此诗云:“语浅意深,中藏无限义理,未许粗心人卤莽读过。”(《诗经原始》)
由于《毛诗》将此诗解说成劝归,历代学《诗》者又都以毛说为主,所以“式微”一词竟逐渐衍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归隐”意象,如唐王维“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孟浩然“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都下送辛大夫之鄂》》;贯休“东风来兮歌式微,深云道人召来归”(《别杜将军》)等等,由此也可见出此诗对后世的影响。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
上片起二句:“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蜀中与故乡山阴距离之远,为后文写思家和思念仲高之情发端。“写得家书空满纸”和“流清泪”二句,是为着写思家之情的深切。“空满纸”,情难尽:“流清泪”,情难抑,作者的伤感,深深地感染着读者。作者道不尽的酸楚,岂是“家书”能表述清楚的。“书回已是明年事”句,紧接写信的事,自叹徒劳;又呼应起二句,更加伤感。一封家信的回复,竟要等待到来年,这种情境极为难堪,而表达却极新颖。
前人诗词,少见这样写。这一句是全词意境最佳的创新之句。这种句,不可多得,也不能强求,须从实境实感中自然得来。陆游心境如此,感触自心中油然而发,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下片起二句,从思家转到思念仲高。“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巧妙地借“寄语”流水来表达怀人之情。红桥,在山阴县西七里迎恩门外,当是两人共出入之地,词由桥写到水,又由水引出扁舟;事实上是倒过来想乘扁舟沿流水而到红桥。词题是寄仲高,不是怀仲高,故不专写怀念仲高专写怀念高,只这二句,而“兄弟”一呼,已是情义满溢了。
况寄言只凭设想,相寻了无定期,用笔不多,而酸楚之情却更深一层了。陆游离开南郑宣抚使司幕府后,经三泉、益昌、剑门、武连、绵州、罗江、广汉等地至成都;又以成都为中心,辗转往来于蜀州、嘉州、荣州等地在奔波中年华渐逝,已年届五十,故接下去有“行遍天涯真老矣”之句。这一句从归乡未得,转到万里飘泊、年华老大之慨。再接下去二句:“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典故用自杜牧《题禅院》诗:“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陆游早年即以经济自负,又以纵饮自豪,同于杜牧;而后老大无成,几丝白发,坐对茶烟,也同于杜牧。身世之感相同,自然容易引起共鸣,信手拈用其诗,如同已出,不见用典的痕迹。这三句,是向仲高告诉自己的生活现状,看似消沉,实际则不然。因为对消沉而有感慨,便是不安于消沉、不甘于消沉的一种表现。
这首词从寄语亲人表达思乡、怀人及自身作客飘零的情状,语有新意,情亦缠绵,在陆游的词中是笔调较为凄婉之作。它的结尾看似有些消沉,而实际并不消沉,化愤激不平与热烈为闲适与凄婉,又是陆诗与陆词的常见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