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和颔联都是写眼前之景，言诗人旅居冬至的情形；颈联和尾联写诗人由冬至而回忆起长安的冬至日情形。全诗由诗人一己的漂泊流浪联想到朝廷，集中体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八句皆对，律对严整，感情深挚，具有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一二句“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直接叙写诗人自己漂泊无定的生活。正因为自己是“长为客”，久滞旅途，所以时光一年年的流逝，才更让诗人心生悲愁，故下一句诗中有“穷愁泥杀人”之语。这样直露地抒写，正如那“冬至”日的寒冷一样直扑人面，一下子便把读者摄入一种愁苦、阴冷的氛围之中。
三四句落笔来写诗人自己旅居之境况：“江上形容吾独老”是承上联“穷愁”来写，这样形容独老，正是穷愁所致，而“天涯风俗自相亲”却更让诗人增添对故土家园的思念，因为这份“自相亲”是与其客居生活有关。而且在这联诗中，诗人以粗线条把其“形容”勾勒了出来，使上联写到的那种穷愁更加形象化。
五六句首先写诗人在这个风俗自亲的冬至日里，扶杖而行，身临“丹壑”，而意想“紫宸”，由眼下的凄清、落魄与昔日的热闹、得意形成对比，把今日的“穷愁”更加深切地表达了出来，而“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属对工整，两幅画面的形象感也非常强烈。而且这联由这“忆”，使诗意更进一层。
最后两句承上，因想到长安，更增愁恨。“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此时诗人心中的“穷愁”变得更加不可排解，故而有“心折”碎句，因此，那种要结束这种漂荡生活而重归故里的心情更加强烈，可回家的路却寻不着，所以诗人不禁要悲叹：“路迷何处见三秦”。之所以“路迷”，正是由于久客难归，这一句则又是扣住首句“长为客”来写的，表达出诗人对人生路途产生的迷惘和无所适从之感。
这首诗把杜甫晚年那种漂泊生活的苦与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而且在表达上，诗人注重诗的每一句都遥相呼应，所以读完这首诗时，读者仿佛真的感受到了寒冷与愁绪。因为诗人年年“长为客”，故而“路迷”难归；因为他有无法摆脱的“穷愁”，所以他才会“形容独老”、肠断“心折”；正因为他身临“丹壑”而意想“紫宸”，因此他才有“心折”“路迷”之慨，这首诗就是这样情浓意切，读来有浑然体之感。
上片，写一对情人约会的幽深情景。在桃李溪边停着一辆“画轮”，车上下来的男子走进了“桃李”林。两人约会的地方竟是如此幽静。鹧鸪唤来女子忙把酒倒向杯中，频频举杯，蜜语阵阵，两人的绵情竟是如此难舍难分。时间过得太快，不觉“黄昏”来临。词人点化运用李商隐《乐游原》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句，又描景，又传情。不过，词人词里没有惋惜人生短暂意，有的是饱含情人的依依恋情。词人善于从空间与时间的交错上，景情交融，构建了一幅迷人的春情图。
月洒桃李林，两人如人梦，梦醒已分手，神志近迷魂。在经过大刀剪裁之后，词人把下片之墨直接倾洒在女子内心隐秘的愁情上。曾几几何，信誓旦旦；到如今，信物为征。体发上的倒气还留在你的衣裳上，赠给的花巾还留在你的手臂上，愁的是“几时归去不销魂？”多少时候，不知道，只有归去方能销魂。这结尾的故意设问句，不仅让语气富有变化，而且将女子的痴情深化一步。
全词通篇写春景，实际上句句写恋情。点化名句，不露痕迹，既成为词篇的不可少的结构成分，又深化了词篇的思想内涵。情景交融，词简意深，为古代文人情歌的上乘之作。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