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墓志铭作者选取了妻子王弗的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王弗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作者的忠告、帮助；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尤应保持警觉：一类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一类是对结交过于轻率者；表现了妻子王弗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见识的卓然过人。此文于记事中寄托情思，记事简洁而感情深挚，文章所记之事不过二三，但一个贤明妻子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文章开头说明王氏的身份，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之葬的时间、地点。作者自称己名“轼”，表示恭敬和严肃。从第二段开始简介王氏生平，这也是墓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先介绍王氏的名字、籍贯和家庭出身，称夫人为“君”，体现互敬互爱。接着交代她出嫁时的年龄和所生儿子名为苏迈。
文中选取了王氏生前的几桩日常小事，来反映王氏的为人。她在娘、婆二家侍奉父母公婆“皆以谨肃闻”；陪伴丈夫在任上，经常告诫远离父母的丈夫。要按老父亲的教导办事。作者特别举出实例说明王氏注意来会丈夫的朋友，根据观察所得，分析其人的思想品质，提醒丈夫不要被奸邪谗佞之辈蒙骗。
文中以较多笔墨记述了王氏“从轼官于凤翔”的往事。这可以说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远行，独自带着娇妻幼子前往凤翔赴任。初涉官场，不知深浅，加上离家千里。苏轼曾经多次思念家乡以至于茶饭不思。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也没有兄弟陪伴，只有王氏一人默默相伴，从此，两人就风雨同行，在宦海沉浮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氏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更成了他精神上的依托。
结尾写其享年，“年二十有七而已”，痛惜哀叹王氏的不寿；写作者父亲苏洵的话，既表扬了王氏“从于艰难”的高贵品质，又说明遵从父命“葬诸其姑之侧”的理由，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非常自然的讲述了王氏这位善良忠贞的夫人，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印象深刻。
结尾的“铭”有赞叹，有议论，既慨叹王氏早逝，又以能够尽孝母亲为慰，充分肯定王氏的一生恪尽妇道的美德。作者两次大呼“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全文仅四百余字，却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的生平，充分表达了苏轼和王弗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
（文天祥创作说）
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为了把复杂的思想感情浓缩在精炼的语言之中，文天祥较多地借用了典故和前人诗歌的意境。
开头三句回忆抗元斗争的失败。这里借用了三国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操船队的典故。据说那次正好碰上东南风，仿佛老天有意帮助周瑜成功一般。可是南宋军队凭借长江天险却未能抵挡住元军，又仿佛老天不肯帮忙似的。“水天空阔”写长江水面宽阔，本来正是阻挡敌人的有利条件。“不借”，不肯帮助。“英物”，英雄人物，这里指抗元将士。
“蜀鸟吴花残照里”到“此恨凭谁雪”，写这次途经金陵时所见。“蜀鸟”指子规，也就是杜鹃鸟，相传它是蜀国望帝死后变化成的，啼声凄厉。“吴花”指吴地的花草，三国时金陵是吴的国都。“残照”指夕阳的照射。“铜雀春情”是化用唐人杜牧的两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赤壁之战要不是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那么曹操的军队早就打过了长江，把乔家两姊妹（孙策及周瑜的妻子）掳去关在曹操造的有名的铜雀台里了。杜牧的诗只是一种假设。但南宋灭亡时宫中嫔妃确实遭到元军掳掠，所以文天祥用“铜雀春情”来指这件史实。“金人秋泪”，汉武帝曾在长安的宫中用铜铸造了一个重千斤的仙人，也叫金人，汉亡以后魏明帝曾派人到长安去搬取这个铜人，据说铜人不愿离开故土，竟流下眼泪来。这里借指南宋灭亡后珍贵文物被元军劫掠一空。总之，文天祥这次经过金陵，满眼都是金人破坏后的残破景象，使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但他又痛苦地想到：自己已经被俘，很难再重整旗鼓，仇恨和耻辱无法被洗刷。
“堂堂剑气”两句是懊恨自己的失败。古人传说好的宝剑，有精气上通于天。“斗牛”指北斗星和牵牛星。“空认奇杰”，白白地认我为英雄。这两句是说自己所佩的宝剑倒是把好剑，剑气上冲斗牛，可惜自己已经落入敌手，辜负了这口把自己当作英杰的好剑。
词的下片回顾抗元斗争的艰苦经历并向友人表示誓不屈服的决心。
“那信江海余生”以下三句，是记一二七六年他从镇江摆脱元兵监视，经海路南逃的事。“江海余生，南行万里”，是说他那次先逃到通州（今江苏南通市），然后乘小船（扁舟）出海继续南行。“余生”等于说幸存的生命。“鸥盟”原指与海鸥交朋友，这里借指抗元战友。“醉眼”原指喝醉酒看东西，“留醉眼”是深情地看的意思。“涛生云灭”指战局的风云变幻。这两句说明他之所以南行万里是为了寻找战友共举抗元大业。“睨柱吞嬴”以下三句用了两个典故。“睨柱吞嬴”用蔺相如的故事。战国时代，秦王提出用十五个城池换取赵国的美玉和氏璧，蔺相如奉赵王之命送璧到秦国，看到秦王没有用十五城来换璧的诚意，就拿着和氏璧怒发冲冠地倚柱而立，警告秦王说：如要夺璧，宁可将璧在柱子上击碎！秦王不敢强夺。“睨柱”就是眼睛斜盯住柱子看的意思。“吞嬴”是说蔺相如怒气冲天象要吞掉秦王似的。“回旗走懿”，是用三国有关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死于军中，司马懿领军来追，蜀军突然回师（回旗），竟把司马懿吓退。文天祥用这两个典故表示自己大义凛然，不畏强敌，就是死了也决不放过敌人。“千古冲冠发”，是讲千百年前，蔺相如怒发冲冠警告秦王的事。
最后两句回到现实，意思是说上面讲的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眼前他被拘留在金陵的驿馆，只有秦淮河上的孤月伴着他这个无法入眠的人。秦淮河，是流经金陵的一条河。这两句表明，现实虽然是如此残酷，但顽强的斗争的精神却仍使作者激动不已。
（邓剡创作说）
亡国之痛是此词上片的主旋律，“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感叹金陵的水阔天空。“世间英物”，指的是文天祥。面对长江，不禁令人心思神往：长江险阻，能拒曹兵，为何不能拒元兵。英雄没有天的帮助，只能遭人怜惜。“东风”如此不公平，可恨之极。这两句，凌空而来，磅礴的气势之中，蕴含着无限悲痛。随即引出许多感叹。“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写金陵城中残垣断壁的惨象。“蜀鸟”，指产于四川的杜鹃鸟，相传为蜀亡国之君杜宇的灵魂托身。在残阳夕照中听到这种鸟的叫声，令人顿觉特别感到凄切。“吴花”，即曾生长在吴国宫中的花，现在在残阳中开放，有过亡国之苦，好像也蒙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凄惨的景象，使人不忍目睹；蜀鸟的叫声，更叫人耳不忍闻。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杜牧曾写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诗句，这本是一个大胆的历史的假设，现在居然成了现实。借历史故事，描写江山易主的悲哀。三年前元军已把谢、全二太后掳去。“金人秋泪”典出自魏明帝时，曾派人到长安把汉朝建章宫前的铜人搬至洛阳，传说铜人在被拆卸时流下了眼泪。但宋朝亡国，国亡数被迁移，此恨难消。“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宝剑是力量的象征，奇杰是胆略的化身，所向披靡。可如今，却空有精气上冲斗牛的宝剑和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对文天祥的失败，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金陵风物是历代词人咏叹颇多的。但此词把其作为感情的附着物融入感情之中，别有一番风韵。蜀鸟、吴花、残垣断壁，是一种惨象，但表现了作者复杂的情感。
下片主要写情，表达对文天祥的倾慕、期望和惜别之情。“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颂扬文天祥与元人作斗争的胆略与勇气。几年前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乘机逃脱，绕道海上，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南方。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邓剡前面跳海未死，这次又病而求医，为的是“留醉眼”，等文天祥东山再起，再起复宋大业。“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睨柱吞嬴”，赵国丞相蔺相如身立秦庭，持璧睨柱，气吞秦王的那种气魄：“回旗走懿”指的是蜀国丞相诸葛亮死了以后还能把司马懿吓退的那种威严。用典故写出对文天祥的期望之情。这自然是赞许，也是期望。“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最后再转到惜别上来，孤月意喻好友的分离、各人将形单影只了。作者虽然因病不能随之北上，但将在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中为友人祈盼。这句话虽然普遍，但朋友之情，家国之悲深蕴其中。
这词在艺术上的特色除了写情写景较为融洽之外，还用典颇多。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胸臆。各种历史人物都已出现，较好地完成了形象塑造。这阕词用东坡居士词原韵，难度极大，但仍写得气冲斗牛，感人肺腑，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着真情。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该诗以家常语，从眼前物中提炼出讥诮聚敛、讽嘲权贵的题旨。在艺术上，该诗巧而不华，素淡中寓深旨。全诗语言平实浅白，表达了诗人对裴度的讽刺之意，暗喻其悲剧的下场终将降临。
“破却千家作一池”句开宗明义，明确指出，裴度所盖园林是以侵占了千家的居所地产为代价的，这里“千家” 与“一池”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一个“破”字写出了当权执政者的无情与骄奢。“一池”，这里既可以解释成一口塘，也可看作是指整个园林，不必拘泥。其实，唐代很多官僚建造私人园林宅第，争奇斗胜，相习成风。裴度的政绩，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却也未能免此，故诗人所指，当具有普遍意义。
“不栽桃李种蔷薇，”句作者诗笔一转，不接着写园林的盛况，而是抓住一个很奇特的细节，在这个园林里，主人不种对人有益的嘉木蔬果，反倒要种植像蔷薇这样的虽能赏玩，却华而不实的东西，走笔至此，人们不禁对园林主人的本意感到不解。这或许正是当时上层社会夸奇争胜的一种表现吧。
“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亭君始知”两句这里紧接描写种蔷薇的必然结果，诗人借秋天至时的园景，含蓄而深刻地指出如此聚敛的结果其下场必然是可悲的，这就是种蔷薇而得荆棘的关系。 “秋风起”，我们可以理解为官罢势衰，正所谓时候一到，什么都报。《韩诗外传》卷七载：“春种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春种蒺藜者，夏不可釆其叶，秋得其刺焉。”这句话或可作为贾岛这首诗歌之所本。
这首诗讽喻的目的十分显明，该诗以家常语，从眼前物中提炼出讥诮聚敛、讽嘲权贵的题旨。在艺术上，巧而不华，素淡中寓深意，也是本诗的可取之处。
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可见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