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咏物诗是咏杜鹃花的,诗层层相扣,渐次推进,先从杜鹃上着眼,然后过渡到杜鹃花,最终言志,表达故国之思。宋朝灭亡后,很多遗民诗借杜鹃典寄托亡国之恨,家芳之恋,一时成为风气。如谢枋得《春日闻杜宇》云:“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梁栋《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连烟树。天津桥上一两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云:“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郑协《溪桥晚兴》云:“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都与真芳民这首诗一样,写得沉痛之极。
这首诗未写杜鹃花,先推本溯源,写杜鹃鸟。“愁锁巴云”,直接由杜鹃典生发,写杜鹃产地,使人自然地联系到望帝杜宇化成杜鹃的哀怨故事。诗把环境描写成愁云密锁,一片凄凉黯然,为全诗定调。望帝已化杜鹃,自然往事都空,渺如云烟,无法挽回,所以诗以“往事空”论定,第二句赶紧拉回,说杜鹃把满腔的遗恨,寄托在满芳遍野鲜红怒放的杜鹃花上。这不啻告诉人们,云空未必空,一切都可忘怀,但对故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又怎么能放得下呢?诗先抑后扬,极尽刻绘之能事,在写杜鹃时,顺笔带出杜鹃花,就与诗题不即不离,得咏物三昧。同时,透过咏物,诗人又把自己的心事沉入。杜鹃鸟的“愁锁巴云”与诗人愁锁故国大地的亡国之哀是相通的;杜鹃鸟将故国之思寄托在杜鹃花上,诗人也是将亡国之恨寄托在这首咏杜鹃花的诗中。因此,诗写得那么低沉,那么伤感。
颔联承上,仍写杜鹃鸟。杜鹃鸟的啼声犹如“不如归去”,又啼到口角出血,诗便由此展开。诗写道,它声声地悲啼着,但它的思归苦心,千万年来,向谁陈诉,谁能明白?因此它啼啊啼啊,啼出了血,染红了这万芳开放的杜鹃花。诗的写作手法与上联完全一致。只是将杜鹃的典故分成两个着重点来写,同样在句尾关联杜鹃花。在这联中,诗再次借杜鹃明志,杜鹃眷恋故国的心不改,千古难明,怨深恨长;诗人眷恋已经灭亡的宋朝,也是如此。诗人的血泪,也是像杜鹃一样流个不尽,到死不休。
颈联正式写杜鹃花。出句又承上,杜鹃啼血,染红杜鹃花,于是杜鹃花也就充满了愁思怨情,它在夜月的照耀下,丛生的枝叶,萦绕着青翠的烟雾。这句状夜中之花极神,因是写夜,诗便不再写花而写枝叶,既避免了重复,又与夜的朦胧融成一气,升腾起一片悲凉之气。对句改为虚拟,由冷月照射着的花,返带杜鹃鸟,说杜鹃鸟的精魄一定仍然记挂着往日锦江边的东风。这一点故乡之思,真是百死不悔。诗铸情造景,孤峭凄迷,神似李商隐的无题诗,缠绵感人。
尾联,诗借物明志,说这满芳的杜鹃花,是杜鹃的血染成,是杜鹃精魄的化身,充满思乡怨恨,行人见了,怎么能不因此而感动得凄然泪下呢?特地标举杜鹃花对行人产生的同是“怀乡恨”,于是前面六句都有了主题,行人的恨与杜鹃的恨就统一在一起了。
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见杜鹃花引起对家乡的思念,已低徊伤感;真芳民由杜鹃花引起的是亡国之恨,与李白比,真该愁肠九回,寸寸裂断,但这首诗比李白诗含蓄得多。倒是他的另一首《泊白沙渡》诗“离怀正无奈,况复听杜鹃”句,与李白诗一样,直截了当。咏物诗与一般写景抒情诗表现手法的区别正在于此。
全词一开始从大处作眼,从远到近,层层展开,其中有精确的地理,这地理中暗示作者内心缜密的布局及经纬法度,这一切处理得干净简练,仅用“九派流中国”,“一线穿南北”,“龟蛇锁大江”这几个妙巧的对称,犹如围棋高手的布局显得严密而大度,同时也显示了对祖国的山川谙熟于胸。接着下阕一转,又透出了诗人对于世事沧桑,雪泥鸿爪之感慨,一代又一代该过去的都过去,而今诗人又作游人的一员在此低回歌咏。最后二行诗人把酒酹江以抒壮志,涌动的心潮如澎湃的波涛,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急迫地想立即置身于中心的强烈愿望,诗歌在此达到一个最后的高潮,以绵绵思绪和慷慨高歌抵达诗言志的核心。
上片以俯瞰法谋篇布局,凭高纵目落笔,取势辽阔旷远。“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连接东西的长江航道与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在此垂直交叉,作者健笔凌云,区区十四字便准确简洁地点明武汉三镇作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和形胜特点。这两句对仗工稳,一横一纵,一水一陆,一众一寡,一自然一人工,一壮阔浩荡一漫长深远;“流”、“穿”二字又使画面呈现动感,极大地扩展了空间;“茫茫”、“沉沉”,写出烟雨迷濛中不甚分明的远景,而景物愈不分明,愈是若隐若现,便愈显得渺无边际。
接下去的“烟雨莽苍苍”一句,作为景语,笼罩江天,使开头两句收到了咫尺之内瞻万里之遥的艺术效果;作为情语,又渲染出一种沉郁凝重的独特氛围。再继之以“龟蛇锁大江”一句,表现俯瞰角度的变化,空间画面的层次由远而近。龟蛇两山隔江对峙,夹束江水,形势险峻,古来即为扼守江、汉的要塞。此处江面狭窄,激浪奔腾。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写寻访南鹤楼旧址时,曾引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诗句:“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南鹤楼,青山汉阳县。大语犹可闻,故人难可见。”以为“形容最妙”。而毛泽东独出机杼,在“龟蛇”与“大江”之间着一“锁”字,“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宋梅尧臣语),构成雄浑苍茫的意境。龟蛇夹江,在濛濛雨雾中俯瞰,好像要把滔滔大江拦腰锁住一般。这个“锁”字,又回应了第二句中的“穿”字。当时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因长江阻隔,尚未接轨,但纵目望去,如连成一条细线。故“锁”、“穿”二字,既写活了景物,又反衬出作者所居之高、视野之阔。而烟雨苍茫、龟蛇锁江的物境又与作者此时此地的悒郁心境相合,象征着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受到国民党势力的猖狂打击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粗暴阻挠,武汉地区政治风云变幻的现实,隐含着作者对大革命前途的忧患之情。
下阙言情,应物斯感,豪放深沉。一个“逐”字,绾合心潮江浪,不但生动地写出了浪花的滚滚催进,而且隐喻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南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南鹤不知到哪去了,只剩下这座南鹤楼,作为游人揽胜的圣地。这是即景生情,并无企慕仙人的意思。下面是抒革命之情,“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把酒浇在滔滔的江水里,内心激动的思潮恰似长江中翻腾起伏的波涛那样高,这里表示对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值此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追逐江中汹涌的波涛。不久毛泽东就点燃了秋收起义的革命烈火,建立起了井冈山革命基地,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
这首词,题目只标一缕,通篇只有四十四个字。但所囊括的时代气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澎湃情怀,其内容之错综复杂,并不亚于长篇。全词扣紧登临情景,突出大江形象,自然哲理、政治斗争和革命激情三者水乳交融,主题思想特别集中、深邃和感人。写景以重点刻划与气氛渲染结合,抒情以寓景于情和写意手法相结合,境界含蓄高远。语言之沉着有力,迭词动词之新颖精警,用韵之错落有致,与内容也十分和谐。
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