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贺铸这一首词就抒写了词人报国无门、功业难成的失意情怀。
“缚虎手,悬河口”均借代人才。手能暴虎者为勇士,可引申为有军事才能的人;口如悬河者为谋士,可引申为有政治才干的人。倘若逢辰,这样的文武奇才当高车驷马,上黄金台,封万户侯。可眼前却穷愁潦倒,车不大,像鸡窝,马不壮,像饿狗。“车如鸡栖马如狗”极形车敝马瘦,与“缚虎手,悬河口”的夸张描写适成强烈对照,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以下正面申抱负,写感慨:“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白纶巾亦犹白衣之类,为未出仕之人所著。黄尘指京城的尘土,黄庭坚《呈外舅孙莘老》诗:“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任渊注引《三辅黄图》:“长安城中,八街九陌。”这六字两句参用陆机《代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意,谓白衣进京。结合下句“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谓此行不知可否取得富贵。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诗题说“入京”,诗句说“游说万乘(皇帝)”、“辞家西入秦”,皆贺词“扑黄尘”注脚。词径取李诗末句,而易一字增二字作“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虽自负而带一种傍徨苦闷情态,与李白的仰天大笑、欣喜如狂不同,读来别有意味。以下“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则袭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原句。但原辞是通过汉魏易代之际铜人的迁移,写盛衰兴亡之悲感,言天若有感情天也会衰老,何况乎人。此处则紧接上文抒写不遇者奔走风尘,“天荒地老无人识”的悲愤。以上从志士之困厄写到志士之牢骚,继而便写狂放饮酒。做了侠义之事不受酬金,像“雷颠”一样;唯遇美酒则不问价。李白《行路难》云:“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干”,写出不趋名利,纵酒放歌,乘醉起舞,一种狂放情态。其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愤,但写得极有气派,使词情稍稍上扬。
简言之,此词上片由愁写到酒,而下片则由酒写到愁。过片极自然。不过上片所写的愁,主要是志士失路的忧愁;而下片则转出另一重愁情,即人生短促的忧愁:“酌大斗,更为寿,青鬓长青古无有。”词情为之再抑。以下说到及时行乐,自非新意,但写得极为别致。把歌舞与美人打成一片写来,写笑以“嫣然”,写舞以“翩然”,形容简妙;“当垆秦女十五”云云是从乐府《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正当垆”化出,而“语如弦”三字,把秦女的声音比作音乐一样动人,新鲜生动,而且不必写歌已得歌意。这里极写生之欢愉,是再扬,同时为以下反跌出死之可悲作势。汉武帝《秋风辞》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曲虽成“遗音”,但至今使人记忆犹新,觉“事去千年犹恨促”。由于反跌的作用,此句比“青鬓长青古无有”句更使人心惊。于是作者遂生出“揽流光,系扶桑”的奇想。似欲挽住太阳,系之于扶桑之树,“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这种超现实的奇想,都恰好反映出作者无法摆脱的现实苦闷。“志士惜日短”,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最易感到生命短促、光阴虚掷的痛苦。·所以下片写生命短暂的悲愁,与上片写志士失路的哀苦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行路难”的题意也已写得淋漓尽致了。不料最末一句却来了个大转折:“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前面说想留驻日光,使人长生不死,这里却说愁人情愿短命;前面说“事去千年犹恨促”,这里却说一天的光阴也长得难过。一句几乎翻转全篇,却更深刻地反映出志士苦闷而且矛盾的心情,将“行路难”的“难”字写到入木三分。
全词艺术特点有三:“词别是一家”,在当时是很流行的看法,而这首词却写得像诗中的歌行体。“行路难”本就是乐府歌行的题目,此其一;《小梅花》的调式也很特殊,以三字句、七字句为主,间用九字句,“三三七”、“三三九”、“七七”的句式交替使用,句句入韵,平仄韵互换,都与歌行相近,此其二;大量化用前人歌行诗句,其中以采自李白、李贺者为多,此其三。贺铸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厨密《浩然斋雅读》引贺语),可见善于隐括前人诗意或化用前人诗句,是贺词的一个艺术特点,此词表现很突出。
全词表现作者于失意无聊纵酒放歌之际,既感乐往悲来、流光易逝,又觉愁里光阴无法排遣的矛盾苦闷心情,但却用刚健的笔调、高亢的声调写成,章法上极抑扬顿挫之能事,行文上跌宕生姿,属于贺词中的幽洁悲壮之作,在北宋词坛上也是很突出的作品。
此词上片写词人醉中想象自己泛舟进入桃花源,醒后因身受官府羁绊而抱恨,隐寓向往仙境而天涯无路的苦境;下片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词人黯淡、感伤的心境。起笔寓情于景,境界清丽;接着忽而转折,情辞悲苦;过片承上深入,浑化无迹,景色惨淡;结末景语淡出,情辞凄楚。全词委曲含蓄,耐人寻味。
上片首二句确乎有似于《桃花源记》的开篇“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把读者带到一个优美的境界,这儿似乎是桃源的入口。人在醉乡,且是信流而行,这眼前一片春花烂漫的世界当是个偶然发现。又似乎是一个好梦:“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好事近·梦中作》)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就见于如此平淡的语言之外。
同时而起的,却又有一阵深切的遗憾:“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尘缘”自是相对仙源灵境而言的。“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尘龙吟·小楼连远横空》),那“名缰利锁”,正是尘缘的具体内容之一。此处只说“尘缘相误”,隐去正意,便觉空灵蕴藉,正所谓“以不犯本位为高”(《艺概》卷四)。三、四句与前二句,一喜一慨,词情便摇曳生姿,使人为之情移。
下片一连四句写景,没有用力痕迹,俱属常语淡语之类。然而“烟尘茫茫,千里斜阳暮”却钩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尘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样的“销魂”的黄昏景象。“千里”“茫茫”尤给人天涯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与“烟尘茫茫”呼应,构成“山重尘复疑无路”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过片而不断曲意。值此迷惘之际,忽然风起,出现“乱红如雨”的萧飒景象,原来是残春时节了。一句一景,蝉联而下,音节急促,恰状出人情之危苦。
合起来,这几句又造成一个山重尘复、风起花落、春归酒醒、日暮途远的浑成完整的意境。如此常语淡语,使人“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评秦词)。虽然没有明写欲归之字,而欲归之意在在皆是。结句却又出人意外地转折出欲归不得之意:“不记来时路。”只说“不记”,更为耐味。虽是轻描淡写,却使人感到其情蕴深沉,曲折地反映出备受压抑而不能自解的作者在梦破后无路可走的深深悲愁。
虽是写“桃源”,由于处境与胸次各异,秦词与陶诗风貌完全不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潜笔下,处处流溢出一个精神上有所归宿的人的自得情怀;而“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的秦观笔下,却时时纠结着个缺少精神支柱的失意者的迷惘与悲哀。这首小令以轻柔优美的调子开端,“尘缘”句以后却急转直下,一转一深,不无危苦之辞,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境。它自然能在千百年里引起那为数不少的失意彷徨之士的感情共鸣。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万里瞿塘峡,春来六上弦。”这句中的“万里”一词,突出空间范围之广,表现了广阔地天地笼罩于清淡月色中的情景,反衬了诗人杜甫的个体的渺小孤独寂寞之情。
“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这句中的“夜久”一词,强调时间之长,写出了南飞的乌鹊在深夜经长时间飞奔后只能落在江边暂时栖息的情景,含蓄地表现了诗人杜甫长时间在外奔波、身心俱疲的艰难处境。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这句中的“时时”一词,运用叠词,写月光时时照进黑暗的居室,与下句的“故故”相对,使语言表达更富有韵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