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开门见山，喊出一声感慨，叹人间知音难觅，其势如飞瀑直下，让人直觉晴天闻雷，立刻惊警。在这句诗里，诗人采用典中典之法，首先化用了南朝文人刘勰之语。
诗人又融入了春秋战国时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识知音的典故。伯牙所念，子期心明。俞伯牙用琴声表达了他像高山一样雄伟屹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格形象，像大海一样浩渺纵横于宇宙之间的胸襟气度，而钟子期的情操和智慧，恰好同他产生了共鸣和契合，于是二人成了知音。
然而子期既死，伯牙绝弦。诗人溶入此典正是为抒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词）之慨。这典中之典，不仅让这句诗内容大大增量，而且还让诗人感慨的语气大大加重。特别是这样的诗句出自韩愈这样一个在政坛和文坛上均属顶级人物之口，再联想到他独特的身世和遭遇，就更觉得这一声感慨有雷霆万钧之力。
这首诗写诗人与知心朋友孟郊不忍离别，只好踏着满地的月色，彻夜相叙。道出知音难寻，依依惜别之情。寥寥四句诗，写出惜别情感，生动真切，极富感染力。
这首诗写出了风的力量。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前两句就“风”的季节功能而言：秋风能令万木凋零，春风却又能教百花绽放；后两句则就“风”所到之处，呈不同景象来描写：风过江上时，则水面波浪滔滔；入竹林时，只见竹竿一齐倾斜。风，为自然界之物象，本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经由生命个体用心去感受或通过外物的变化知晓。因此，全诗无出现一个“风”字，也没有直接描写风之外部形态与外显特点，而是通过外物在风的作用下原质或原态的改变去表现风之柔情与强悍。可见诗人对物态常识的熟知与了然。在这种生活常识的支撑下，诗人熟练地通过外物的形变来显发风之特点，以间接描写来表现风的种种情态，让人真切感受风的温存与魅力。
“赋、比、兴”为古典诗歌表现的基本手法。所谓的“兴”意指“兴发”“感兴”，由物及心，即因为外物的作用而产生内心“情变”。“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叶落”与“花开”，乃事物发展到极态而自然产生的质变，外力的作用只能是加速或减缓其变化的速度。在此处，诗人把叶落花开归因于风的作用，表现出作者观察的细微与内心的细腻，把自然万物的变化同风——外力的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隐性地昭示着风之生命力及其给外物的温情关怀。
“解落”，“解”字用得好。常言道“秋风扫落叶”，秋风之蛮横可见一斑。不用“扫”“吹”，也不用“刮”“剥”，就用一个“解”。“解”，是细心，是用心，是专心地去化解，不急不慢，不狂不躁，让叶儿怡然清爽地离开了母体，找到了很好的归宿。风之柔情让人感动。“能开”，“开”，是唤醒，是催生，是召唤，在寒冬中沉睡的花儿，在风儿的轻轻抚摸下，睁开惺忪的睡眼，伸伸懒腰，又将迎来一个美丽、美好、美妙的春意。风之温情让人舒坦。“解落”与“能开”，把风的温存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深深地触动了读者那或许早有些漠然的心绪，重新唤醒人们对美好生命的感念。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过江”卷起“千尺浪”，风急浪高，直冲云宵，风之气力是何等威风；风，“入竹”引来“万竿斜”，风狂竹伏，万般无奈，风之外力是何等潇洒。此处，风之强悍，风之强劲，风之强势，同之前风之温情，风之柔情，风之痴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其“喜怒哀乐”之表现，“风”也不例外。风的变幻莫测便是很好的例证。
讲究对仗或对偶，《风》一诗亦如此。例，“解落”对“能开”，“三秋叶”对“二月花”工整有序。“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在“兴发”方面更为出色的话，则后两行在“对仗”则更显特色，“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一过”“一入”，“一高”“一低”，“一直”“一斜”，把风对自然界物象在风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变幻鲜活而传神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写风，全诗除诗名外，却不见风字。每一句都表达了风的作用，如果将四句诗连续起来，反映了世间的欢乐和悲伤，表达了“世风”和“人风”，风是善变的，有柔弱，又有彪悍，风是多情的，姿态丰盈，万竹起舞，短短的四句诗，以动态的描述诠释了风的性格。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这首诗作于作者晚年。诗题取首句前二字，实类“无题”。
首句写堂静。用静中之动来反衬其静。虚堂，空堂，用《庄子》“虚室生白”之意。孤身独处，更无他人，所以觉得堂屋是空荡荡的。孤身、夜深，空堂显得分外寂静，只听到堂外草丛中不知什么虫子在鸣叫着。“草虫鸣”是静中之动，因“寂寂”才能听见虫鸣；听得见虫呜，愈见堂之“寂寂”。如此一个静悄悄的堂屋，正可酣眠。
然而，次句却写人不眠。此时，独处于堂屋之中的诗人斜靠在枕头不能成眠。堂寂，虫鸣，都是他在不眠之中感觉到和听到的。之所以“不眠”，是因为“难忘旧情”，旧情萦绕在诗人心头，令他难以忘怀。旧情之“情”，在这里不应解作“恋情”或“爱情”。一是不曾听说诗人生平有过浪漫的或不幸的爱情，再是从三四两句的意境与全诗的氛围看，也与恋情无涉。所以这里的旧情，也是作者《江南春二首》之中的“愁情”，即“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范雍《忠愍公诗序》曾说：“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那么，这里的“旧情”可以归入“此意”。另外，诗人说成“旧情”，是故意含糊其辞。总之，暮年迁谪，流落不归，是诗人一生中愁沁心髓的不幸，他难以忘怀，袭上心来时，就要欹枕难眠了。
按照作品的思路，下面本来应该倾吐作者难忘旧情的悲伤，而诗人却没有这样，“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于是他绕过“旧情”把目光转向窗子，来了个写景句：“斜月半轩疏树影。”月光斜照在半截窗户上，又把稀疏的树影投在堂屋的地上。树影摇曳不定，诗人已感到寒意，所以他觉得夜半更深的风露更加凄清了。诗到此句，便戛然而止。
其实诗人并没有忘记旧情。尽管“旧情”只如一个闪电，瞬间便消逝了，而更多的笔墨用于写景。但是，这些景物的描写已着上了“旧情”的色彩，而使一切景语皆成了情语。起笔的“虚”字就语涉双关：“虚堂寂寂”，是他自己的灵台孤寂，方感到空堂分外寂静；他把目光转向窗户，看那月光，看那树影，原是为了解脱“旧情”的萦绕，但是，看到的又是凄清的环境，而环境的凄清正是他心境凄然的反照。总之，诗人于“旧情”欲言又止，只是在亦即亦离之中，融情入景，描绘眼前景物，构成一种凄迷的氛围，烘托出一缕难忘旧情的凄楚的情感，这就比直陈胸臆，显得更加缠绵悱恻，蕴藉婉曲，余味不尽。同时他身为大臣，政治上的不幸际遇是不好多说的，也只能出之以委婉之词，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