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
昭君即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宫女。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将昭君嫁给了单于。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引起后人的无限感慨,屡有歌咏其命运的诗歌。至沈约时,昭君出塞已经成了诗歌中的传统题材了,所以此诗就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情感而言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但在剪裁与刻画技巧方面颇具匠心,仍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作者写昭君诗却不把注意力放在昭君出塞前后的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叙述上,对于昭君出塞的缘由、过程以及出嫁匈奴后的生活和最终结局并不涉及,而是着重描写她离开汉宫前往匈奴途中的所见所感,从这样的角度写,更显得集中、精致。
诗从昭君辞别故国、北上与匈奴成亲写起。“披香殿”是汉代后宫殿名,“汾阴河”似指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内。昭君北上时是否渡过汾水难以确知,作者此处用“汾阴河”与前句中的“披香殿”对举,意在暗示昭君已远离中原故土,进入北方边远之地,地域的转换表示行程渐远,风物已变,全诗描写的离愁别恨也从此引出。接着的四句,便转入对昭君痛苦情状的描绘。“于兹”二句说离宫北上,渡过汾水,离匈奴渐近了,不由得黯然魂逝,自此双眉紧锁,愁苦满怀。“沾妆”二句是对昭君忧伤容貌的描绘,沾在粉妆上的泪珠犹如浓重的露水,泪水环绕眼睑状似流波。大多数齐梁诗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描写刻画精致细腻,不厌其详,以此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沈约这四句诗便是如此,然而这类精细的刻画有时也会因过于繁复而使诗歌显得板滞堆砌,缺乏生动流转之美,沈约这四句诗虽然工丽,但语义已略嫌重复,好在并未继续铺陈下去,故未使诗歌风格平弱、结构臃肿。
“日见”句起四句诗写了沿途的景象。随着行程日远,大漠中奔沙时起,随风飘转的蓬草也随之增多。塞外凛冽的寒风,不仅侵透了身上的绮罗,而且刺入肌骨。四句诗展现了大漠苍凉萧瑟的景象,奔沙、胡风的肆虐,使人倍觉长途跋涉的艰辛,飘转迁移的蓬草,更衬出昭君远离故土、飘零异域的无限哀怨。作者此处用“日见”、“稍觉”,将由汉入胡时沿途所见景物的渐变及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刻画得很委婉细致,奔沙、转蓬等也很好地烘托了气氛。
行行日已远,触目又皆是与故国迥异的景象,昭君更思念故国了。“衔涕”二句写她含泪南望,然而关山阻隔,故国杳渺,心中的哀怨之情更难以抑制,这里用一“试”字,颇为传神,既写出昭君频频回首引领眺望的神情,又显示了关山无极,南望非易,从而愁绪愈浓。“始作”二句写她试图用音乐排遣胸中的怨情,然而终于不能。据说汉武帝时,将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时大约也如此,故沈约诗中有此二句。“阳春”、“苦寒”均为乐曲名,“阳春”原是楚国的古曲,此处泛指欢乐的曲子,“苦寒歌”即汉乐府《苦寒行》,这里泛指辞调哀苦的乐曲。“阳春曲”与“苦寒歌”相对,且分别用“始”、“终”二字,别有深意,实际上这两句还以乐曲为象征,总括了昭君初始入选宫中,最终事与愿违,未承恩宠而出嫁匈奴的悲剧性的一生,揭示了昭君命运的蹇踬。最后二句言南归无望,日后唯有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又圆之时,聊以望月来寄托思乡之情。这里的“暂”字用得也极讲究,思乡之情无以排遣,只得寄托于夜空中团圆的明月,这本已是无可奈何中仅存的一丝慰藉,然而这明月却并非夜夜都圆,则此情之最终不可排遣也就不难体会了。末二句委婉含蓄,富于思致,所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此诗除了剪裁上颇有特色,字句的锻炼也极工巧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即讲究声律。沈约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他主张在诗歌中运用声律法则,因此,此诗有半数诗句为律句,尤其是第三、四、五、六句,就每一联而言,已合于律诗的平仄要求了,只是联与联之间尚未考虑粘接。有意识地追求声律协调是齐梁诗坛上出现的新气象,沈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此诗便是他声律理论在创作中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一例,因此,欣赏此诗,不能不注意到这点。
罗隐是晚唐道家学者,这首“牡丹”诗,也牵涉到道家故事。据《酉阳杂俎》载:相传韩愈之侄孙韩湘,学道成仙后,曾劝韩愈也弃官学道,韩愈不肯,韩湘曾于初冬,令牡丹花开数色,预言韩愈未来之事,后皆应验,使韩愈为之震惊。罗隐这首《牡丹》诗,似取乎此。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这里的“东风”即“春风”。“绛罗”,本指绛色丝绸,此处喻牡丹的花瓣。“高卷”,指花盛开时高高挺出花瓣翻卷着的形象。“不胜春”,即无比的春色,无比的美丽。这两句是说它好像和东风有着特别的关系,东风一来,它便以绛色丝绸样颜色的花辫,翻卷着高高的开在枝杈的顶端。它妩媚的姿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无比的美丽!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这里的“解语”,指会说话。“倾国”,指美女。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便用“倾国倾城”形容极美丽的女子,更用它代替极美丽的女子。这两句以拟人化手法写花情动人。前一句说,牡丹要是能说话,果真是“牡丹仙子”,那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下句更进一层说,就算牡丹无情,不能成为美人,就凭它的美丽的芳姿艳质也够人倾心喜爱了。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两句中“芍药”、“芙蓉”均为花名。“君”、“芳尘”皆指牡丹。芍药素有小牡丹之称,若牡丹在群芳中为第一,则芍药为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或以为花之副也。故这两句说,芍药虽也花大而美,但比之于牡丹,芍药也只是牡丹的亲近侍奉。至于生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虽也端庄素雅,若比之于牡丹就逊色多了,所以,它哪里敢和牡丹比美呢?但它不论生在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和牡丹花的比较。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这里的“韩令”,即韩愈。“秾华”,繁盛的花朵,此处指韩湘当年劝韩愈弃官学道的牡丹花上的诗谶。“此身”,即此生。罗隐好作谶语,这两句是以韩湘的诗谶为韩令可惜。意思说,韩愈虽然在人世上功成名立,但终未脱俗超凡,成为仙人。辜负了韩湘用牡丹花的诗谶的规劝,度过了这样一生,予以惋惜。
罗隐的咏物诗有个特点,就是在咏物的同时,有所寄托。这首《牡丹》诗在前三联中,写了牡丹的体态特征,而在最后两句,则以“卒章显其志”的笔法,把自己的感慨和寄托表达出来。前三联写牡丹超凡脱俗,尽管孤芳自赏,但那种傲岸冷峻的姿态,却更加动人,让人钦佩。这正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诗人用这么多笔墨写牡丹,其真正用意是为末联作铺垫。末联从牡丹写到人的思想感情和寄托,以对韩令惋惜。正显了诗人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从而辜负了大好时光的高洁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