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唐诗中，以春和月为题的不少。或咏春景而感怀，或望明月而生情思。此诗写春，不唯不从柳绿桃红之类的事物着笔，反借夜幕将这似乎最具有春天景色特点的事物遮掩起来，写月，也不细描其光影，不感叹其圆缺；而只是在夜色中调进半片月色，这样，夜色不至太浓，月色也不至太明，造成一种蒙胧而和谐的旋律。
此诗首揭“更深”二字，为以下景色的描绘确定了基调，也给全诗笼罩一种特殊氛围。“月色半人家”是“更深”二字的具体化，接下的一句“北斗阑干南斗斜”，是“更深”于夜空的征象，两句一起造成春夜的静穆，意境深邃。月光半照，是因为月轮西斜，诗以星斗阑干为映衬，这就构成两句之间的内在关联。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正是诗人全身心地去体察大自然的契机而得到的佳句。从虫介之微而知寒暖之候，说明诗人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的根柢。因此。这两句非一般人所能道。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固然说不出；便是生活在乡村，也并非人人都说得出来。今夜虫鸣，究竟是第一回还是第几回，谁去注意它，这须得有心人，还应该有一颗诗心。一个“新”字，饱含对乡村生活的深情，既是说清新，又有欣悦之意。
“春气暖”自“今夜”始，表明对节候变化十分敏感，“偏知”一语洋溢着自得之情。写隔窗听到虫声，用“透”。给人以生机勃发的力度感。窗纱的绿色，夜晚是看不出的。这绿意来自诗人内心的盎然春意。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诗人之所以不描写作为春天表征的鲜明的外在景观。而是借助深夜景色气氛来烘托诗的意境，就是因为这诗得之于诗人的内心。
诗人是以一颗纯净的心灵体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的。诗的前二句写景物，不着一丝春的色彩．却暗中关合春意，颇具蕴藉之致。第三句的“春气暖”。结句的“虫声”，“绿窗纱”互为映发。于是春意俱足。但这声与色，仍从“意”(感觉)中来。诗人并非唯从“虫声”才知道春气已暖，“春气暖”是诗人对“今夜”的细微感觉，而“虫声”只是与其感觉冥合的一个物候。因此，诗的意蕴是深厚的。构思的新颖别致，决定于感受的独特。唐代田园诗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也不乏名家。然而。能仿佛陶诗一二者并不多见。象本诗这样深得陶体真趣的。就更为寥寥。至于说本诗有无隐微之情的寄托，于字面无证，不好去穿凿。
《沁园春·宿霭迷空》是首咏春感怀词，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情景交融。
前片春光满楮，景色宜人。从“昼景渐长”、“桃愁杏怨”等句来看，自是二、三月间。此时天空积着厚厚的云层，地上弥漫着隔夜未散的浓雾，似乎令人发闷，而自然界却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词人用一个“正”字领起以下四个偶句：长满兰草的水边，泥土非常湿润。燕子飞来，衔起润湿的泥土，去到人家画梁上筑巢。着一“喜”字，写尽了燕子营巢的欢乐。“蜜脾香少，触处蜂忙”，先说“香少”，是一抑；后说“蜂忙”，是一扬。因为香少，所以蜂儿忙于采蜜，着一“忙”字，既写出了蜜蜂的勤劳，也渲染出春天的喧闹。着一“忙”字而境界全出。
“尽日”二句，才写到词人自己。此时庭院深深，帘幕低垂。只见一阵风来，把昆虫吐出的游丝吹过墙来。游丝为细物，最易体现幽静环境。“微雨”三句，照应起首三句，本来是“宿霭迷空，腻云笼日”，此刻便化作微雨，把正在开花的桃杏弄得“红泪淋浪”，花枝上的水珠不停地下滴。“红泪”原指女子之泪，此处移用于花，是拟人化的手法。花乃无知之物，经词人这么一写，似乎也具有人的感情和形象：它能愁会怨，更会流泪。此处反“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而用之，可谓各尽其妙。
后片着重抒情。词人目睹如许春景，不禁悲从中来。“风流”一句，紧承前片意脉。所谓“风流”着，乃指风韵、风情。词人触景生情，想起了从前的一段风流韵事，于是恋恋不舍的伫立在那里，内心无限痛苦。“回尽柔肠”的情状，宛如《减字木兰花》里“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接着以一“念”字引起四个偶句，皆写昔日与恋人同处时的生活。“小奁瑶鉴，重匀绛蜡”，写女子对镜梳妆；“玉龙金斗，时熨沉香”，写熏笼内香炉中压着熨斗，准备烫平衣服。这样的细节和场面，充满了温馨的气氛，不能不引起词人的回忆。更为重要的是“柳下”一句。在词人的印象中，“柳下”当为欢会之地、游冶之处。这里“柳下”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当年他与恋人在“柳下”游冶，倍极欢娱；如今桃开杏绽，杨柳丝丝弄碧，他再回首往事，顿觉“青楼成异乡”，不禁无限伤怀。
歇拍三句，以夸张的语言抒发相忆之情。尽管有千万蛮笺，也难以表达他的一腔相思。以“万叠”与“微茫”对举，可算夸张到了极点。语似豪迈，实极深沉。全词自发端开始娓娓道来，至此陡然一振，令人不胜叹惋。
此曲描绘了一幅云山缥缈的优美图画，生动地表现了自然赋予的奇特景观，流露出作者对云山图景的依恋和喜爱之情。《雁儿落》纯然描摹自然景物，写出了云山景致的变化之势；《得胜令》则写作者陶醉于云山景色之中，完成了一幅绝妙的山中行乐图。全曲极尽云山变幻之妙，极显物我交融之境，语言明丽，风格清新。
前段《雁儿落》从云山的映衬关系上，写出了云山景致的变化之势。首二句，写高山之上，云雾缭绕。云隔断了山，山衬出了云的飘逸和轻盈；因为云而山势更巍峨险峻，因为山而云行更袅娜多姿。作者采用中国画中的横云断山，意到笔不到的画法，以文字作画，气象万千，美不胜收。
三四句，更进一步从显隐、高低的角度来表现云山相依赖而逞其美的妙境。山色因云彩的飘忽不定而忽明忽暗，忽隐忽现，云彩则因山的高低不同而有上有下，错落分布，呈现出变幻之美。这四句每句都嵌入“云”“山”二字。因为在组合、安排上有变化，所以句式并不呆板，反而由于“云”“山” 两字的反复出现，使语言的表现力得到了加强。短短四句，极显变幻之致。云雾山中，碧空响晴，神奇诡异，未可控揣。此是“无我之境”。
后段《得胜令》是“有我之境”。“倚仗”二句，写人的瞻顾不已。“立”字写尽了作者对云山景色的无限眷恋，注目而观，生怕放过了这变幻莫测的奇妙景致。作者站在云海之中，纵目远望，大有飘然欲仙之态。“回首”二字，写作者的四顾不暇。作者已登至半山腰，回首看山中景致，景色一片恬静、平和，山上鹿眠猿戏，分明是人迹不到的世外桃源。
“云霞”二句，写作者对山中景色的眷眷深情。在作者看来，山中的云霞开合，晦明变化，以及麋鹿山猿，茅草野花，都是那样地怡然自得，那样地令人爱怜。如此超然物外的心情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可见作者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烦恼和忧愁，完全陶醉于云山景色之中了。
结尾写作者边走边看，细味山色景观，渐渐地感到物我交融，人山之间似乎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从而造成了物我浑然一体的交融境界，完成了这幅绝妙的山中行乐图。这是作者理想的退隐生活，事实上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