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首句“聊”字表明其并非因怀归而登楼,而后由登楼见闻引发怀归之情,进而进入沉思遐想,末句一“惊”字,生动地揭示了诗人由遐思默想到突然惊觉的心理变化过程,蕴含着游子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作者就说自己登上高楼,伸长了脖子,向远处眺望,只见到无尽的春水,涨满了河中。这一联气势很宏大,给下文发挥情感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古人论诗强调起句要拉得开,压得住,这首诗正做到了这一点。
“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俯察。诗人从平野尽头收回视线,开始细细察着楼前底下有无别致的景色。原来在这片广野中,竟横卧着一条河流,水上还有一条渡船。不过,四野空旷无人,既不见渡者,连那船家也不知到哪去了。诗人不由好奇,便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但是看了好半天,也不见有个入来,只有那条孤零零的渡船横转在水里飘啊悠的,诗人心里琢磨着:看来这条渡船自清晨渡入后,就一整夭地被船家撂在这儿了。
这一联纯粹的写景句,宋人葛立方竟认为:“寇忠愍少知巴东县,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固以公辅自期矣,奈何时未有知者。”(《韵语阳秋》卷十八)这是从何说起,因此遭到清人何文焕的诘难:此联“乃袭‘野度无人舟自横’句,葛公谓其‘以公辅自期’,强作解矣。”(《历代诗话考索》)何氏的意见是正确的。寇准因为“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范雍诗序语),所以此地看见相仿景色时,很自然地受到韦应物《滁州西涧》诗的触发,便随手点化了韦句,而意境比韦来得丰厚,如斯而已,何来“公辅自期”之思。葛立方之说显然是穿凿附会。
“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写抬眼见闻。诗人伫望楼头已久,因此当他目光移开渡船,抬眼向荒村望去时,已近黄昏,村里入家大约已在点火做饭了,所以冒出了缕缕轻烟。高楼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寺,听得出有几只黄莺在那儿啼嗽着。
也许是流水、渡船、炊烟勾起了诗人对故乡类似景色的回忆,抑或是无所栖托的流莺的啼声唤出了诗人心中对故居的思念,总之,登楼见闻领出了尾联的怀归之情。此时,诗人不可遏止地怀念起故乡来: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清清的渭水流经的下邽,就是自己的故里,在那里,有自己的田园家业,有自已的亲人······迷离恍惚之中,诗人仿佛已置身故园,看到了家乡的流水,家乡的渡船,家乡的村庄。他完全浸入了沉思之中。蓦地一阵心惊,他回过神来:“此身还在异乡巴东呢!”这时,他的心头该有何感想,然而他不说了,就在“惊”字上收住了笔。
由于写景是全诗的重心,对仗工稳、生活气息浓郁的中间二联景句就成了诗的中心。尤其“野水”一联,妙手偶得,浑然天成,更博得了赞赏。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以为它“深入唐人风格”。王渔洋把它转引入《带经堂诗话》的“佳句类”内,连北宋翰林图画院也将此联作为考题来品评考生高低,这都说明这首诗以写景驰名,以致本来写得并不差的抒情句却为它所掩了。
这首词与同词牌的《水调歌头·游龙门》相风,都是写游览河山,抒发情怀之作。此词气势更足,景观更奇。三门津是黄河中十分险要的地段,河面分人门、鬼门、神门,水湍浪急,仅容一船通过。中有砥柱,即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砥柱山。三门峡所在山奇水急,呈现一幅波浪马远静听松风图奔涌,气势磅砣的景象。
上片写黄河的气势,写中流砥柱悠闲。“黄河九天上”后两句,写黄河之长、黄河之险。“黄河九天上”风与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意境相同。而“下鬼瞰重关”则写明黄河之险,人鬼难过。“长风”后五句,以粗线条勾勒出黄河怒浪滔天,浪花四射的逼人气势。又以吕梁悬水千仞和钱塘八月怒潮形象具体地描绘出黄河水浪之高,高过山仞,水浪之急,可比钱塘怒潮。高险,壮观,形神俱备。“万象”后两句,更塑造尽管黄河水大浪急,但仍旧在砥柱山面前变得渺小。“一峰闲”侧面烘托了砥柱山傲风浪,挺天地的伟姿,也暗示出作者不惧艰险,乐观豁达的气质和不凡抱负。写景抒情,浑然一体。
下片更是以古典旧事,表达了词人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斗志。“仰宛巢”三句,反用苏轼《后赤壁赋》“攀栖鹃之危巢”句意,写砥柱山之高峻艰险。“人间”后二句,又用《左传》中“神奸”之典。传说中夏禹将百物之形铸于鼎上,“使民知神、奸”,由此辨神仙和奸佞的模样。这样的险处有何用呢?原来是考验人的地方。“不用”后三句又用二典,一是东晋温峤在朱渚矶下“燃犀”看水下美景。二是写春秋楚国勇士佽飞仗剑入江杀两蛟的故事。以上几个方面,把黄河三门峡的险、恶写得活灵活现。结尾两句“唤取”等,引用李白塑造的骑鲸客的形象,表现词人那不可抑制的豪情壮志。
此词用典较多,也不显含混难懂,典典都扣中主题。从谋篇布局来说,也上下呼应,环环相扣,气势作足。故叶燮《原诗》中称曰:“舒写胸臆,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