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此诗描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之后的思念。开首二句即景生情,花开花落,引起对茫茫世事的感叹。接着直抒情怀,写因多病而想辞官归田,反映内心的矛盾。“邑有流亡愧俸钱”,不仅是仁人自叹未能尽责,也流露进退两难的苦闷。结尾道出寄诗的用意,是极需友情的慰勉,渴望和友人畅叙。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同时章法严密,对仗工整,用语婉转,堪为七律名篇。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从叙别开头。首联即谓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以来,已经一年。以花里逢别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的意味;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迅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
颔联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是指国家的前途,也包含个人的前途。当时长安尚为朱泚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这种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觉得茫茫一片。他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忧又苦闷,感到百无聊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黯然无光。
颈联具体写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为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
尾联则是说他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便以感激李儋的问候和亟盼他来访作结。
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的特点。有人说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颇为推美。这种评论并不切实。因为首联即景生情,恰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比衬,景美而情不欢;颔联以情叹景,也是伤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伤而景无光;都不可谓情景交融。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
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确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正如此,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
“一襟余恨宫魂断”。起笔不凡,用“宫魂”二字点出题目。据马缟《中华古今注》:“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为齐女焉。”词中带有浓郁的感伤色彩。词的起笔直摄蝉的神魂,从而避开了蝉的环境和形态。“年年翠阴庭树”,齐女自化蝉之后,年年只身栖息于庭树翠阴之间,于孤寂凄清的环境之中处活着。写蝉在“翠阴庭树”间的鸣叫声。它忽而哽咽,忽而哀泣,声声凄惋。蝉在哀鸣,如齐女魂魄在诉怨。“离愁深诉”承上“宫魂余恨”,“重把”与“年年”相呼应,足见“余恨”之绵长,“离愁”之深远。
“西窗过雨”,借秋雨送寒,意谓蝉的生命将尽,其音倍增哀伤。然而,“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雨后的蝉声却异常宛转动听,清脆悦耳,恰如击打玉佩流过夜空,又如玉筝弹奏声在窗外起,令闻者极为惊讶。“瑶佩流空,玉筝调柱。”形容蝉声,它使人联想到有这样一位女子:她素腰悬佩,悠然弄筝。这位女子或许就是齐女宫魂生前的化影吧!一度欢乐与“西窗过雨”后的悲哀相对照,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对比。
“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是赋蝉的羽翼,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却仍然是一位幽怨女子的形象。女子长期无心修饰容颜,妆镜蒙尘,失去了光泽。既然如此,此时何以如此着意打扮?不甘寂寞还是心中有所期待?这里的“为谁”和上文“怪”字呼应,实为怜惜。
上片咏蝉,从正反两面互为映衬。转而写蝉的饮食起居。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词从“金铜仙人”故事写入,含意深远,用事贴切,不着斧痕。据史载,汉武帝铸手捧承露盘的金铜仙人于建章宫。魏明帝时,诏令拆迁洛阳,“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曾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有句云:“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以餐风饮露为生的蝉,露盘已去,何以卒生。
“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写哀蝉临秋时的凄苦心情。蝉翼微薄,哪堪阵阵秋寒,将亡枯骸,怎受人世沧桑。
“馀音更苦”,蝉之将亡,仍在苦苦哀鸣,令人顿觉凄苦异常。“馀音”与上片“重把离愁深诉”呼应。“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清高”意谓蝉的本性宿高枝,餐风露,不同凡物,似人中以清高自许的贤人君子。哀音飒飒,苦叹造化无情,结局竟如此辛酸。
“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光明突现:夏风吹暖,柳丝摇曳,那正是蝉的黄金时代。辉光是虽甚,但已属昨日之黄花,欢乐不再,徒增痛苦而已。
《花外集》和《乐府补题》中都收录了这首词。《乐府补题》为宋遗民感愤于元僧杨琏真伽盗发宋代帝后陵墓而作的咏物词集。词中的齐后化蝉、魏女蝉鬓,都是与王室后妃有关,“为谁娇鬓尚如许”一句,还有可能关合孟后发髻。词中运用金铜承露典故,隐射宋亡及帝陵被盗事。咏物托意,且以意贯串,无有痕迹。
这首词借咏秋蝉托物寄意,表达国破家亡、末路穷途的无限哀思。开始由蝉的形象联想到宫女形象,由宫妇含恨而死,尸体化为蝉长年攀树悲鸣的传说,为全章笼罩悲剧气氛。“病翼”、“枯形”,是形容饱尝苦难的遗民形象。最后以寒蝉“漫想”二字,一笔将希望抹去,酸楚之至,有含蓄不尽之势。全词以寒蝉的哀吟写亡国之恨,词人哀吟,宛如寒蝉悲鸣,既贴物写形、写声,又超物写意,不失为一首咏物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