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词的上片写悲苦的由来、发展和不能自已的情状,下片写送别的情怀及内心的自我排遣。
开头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写的是作者十年来对亡妻的彻骨相思。苏轼爱妻王弗自公元1054年(至和元年)嫁到苏家以后,一直很细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苏轼于婚后五年开始宦游生涯,王弗便在苏轼身边充当贤内助。苏轼性格豪爽,毫无防人之心,王弗有时还要提醒丈夫提防那些惯于逢迎的所谓“朋友”,夫妻感情极为深笃。不料到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王弗突然染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这对苏轼来说,打击非常之大。为了摆脱悲痛的缠绕,他只好努力设法“忘却”过去的一切。而大凡人之至情,越是要“忘却”,越是不易忘却。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想念王弗。“忘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把纷繁堆积的难以忍受的悲痛,化为长久的有节制的悲痛而已。但是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凭,凭仗,烦请。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所谓“悲凉”,意蕴颇丰。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到杭州任通判,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一起,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过片“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切入送别的词旨。毋庸置疑,王缄的到来,苏轼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王缄又要匆匆离去,作者自然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忧、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从而使这别愁的分量更有千钧之重。“归来欲断无肠”,是说这次相见之前及相见之后,愁肠皆已断尽,以后虽再遇伤心之事,亦已无肠可断了。“殷勤且更尽离觞”一句,意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
结尾两句,苏轼吐露将整个人生一切看破之意。《汉书·盖宽饶传》云:“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阅人多矣。”此词“此身如传舍”一句借用上述典故而略加变通,以寓“人生如寄”之意。又《列子》:“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歇拍“何处是吾乡”暗用其意。对此,顾随评曰:“人有丧其爱子者,既哭之痛,不能自堪,遂引石孝友《西江月》词句,指其子之棺而詈之曰:‘譬似当初没你。’常人闻之,或谓其彻悟,识者闻之,以为悲痛之极致也。此词结尾二句与此正同。”(《顾随文集·东坡词说》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此诗前八句概述刘邦起义到据有天下的过程,之后四句写刘邦和项羽关系的转变过程,最后六句点明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全篇一气呵就,造语雄健,神采飞动,如行云流水,自然浑成而感情充沛。
此诗用平声真韵,一韵到底,杂以偶句,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古诗。起笔二句高度概括了刘邦自沛县起义至登上显赫地位的情形。“跃鳞”二字,比喻形象生动,用得极妙。
接着二句写刘邦手提“三尺剑”,率军攻入武关,占据威阳,使秦二世投降,消灭了无道的秦朝。再接着四句写群雄并起灭秦,后刘邦任用群英,用五年时间击败项羽,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其威势刚猛,震动天下,使诸侯宾服,登上了皇位。
“五星三”三字尤妙,既是吉祥语,又是新巧比喻,暗示了刘邦必然得志,贵有天下民。之后四句揭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始而联合灭秦,后而分裂对抗。
前二句言二人共同抗秦,曾“约为兄弟”;后二句言刘邦在楚汉争斗中两次遇险:一是刘邦赴鸿门宴,差点被范増、项庄谋害;二是荥阳之役,汉军被围,刘邦乘间逃遁。此二例选材典型,见出刘邦愈挫愈奋,在紧要关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六句揭示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一是将士征战的苦辛,二是善于驱使韩信、彭越等爪牙,三是善用张良、陈平等谋士。其中,最后的“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二句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兴亡感慨之叹喷涌而出,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以前朝为鉴,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
全诗用传体将汉高祖一生重大经历浓缩入诗,以创业之艰难烘托其建立西汉王朝的伟大功绩,同先唐其他诗作感情基调一致,而全用史事,选材典型,简练概括,寓慨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