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楼杳西望，阴阻天云垂。
天阔渺无极，游子去不归。
不归在何许，意采南山芝。
登楼杳西望，阴阻天云垂。
天阔渺无极，游子去不归。
不归在何许，意采南山芝。
商妇问题，是利欲与人情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尖锐的问题。诗词作者人人都很重感情，同时又都鄙薄利欲，因而在他们笔下就有许多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用“嫁与弄潮儿”的痴想表达商妇的痛苦，感情至为深切。江开此词虽不及李诗的含蓄隽永，但由于篇幅较长，因而对感情的剖析却更加细致。
章法安排上，这首词前半片偏重叙事，后半片偏重抒情，层次井然，条理清晰。上半片叙述商人的丽次外出：“春时江上廉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中间虽有“秋晚恰归来”一句，但说“恰归来”，说“船又开”，可见其间的间隔是极短暂的。因此，上半片其实就是“朝朝误妾期”的具体描述。
下半片抒情，吐露的是商妇情绪的三个方面：“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倾诉守空房的孤独；“情少利心多”指责商人情薄；“郎如年少何”慨叹青春虚度。不过，读这首词，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条理极清楚，还应当看到它照应极严密。比如，上半片说“春时”出去，“秋晚”归来，那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商妇是独守空房的，何况眼下“看看船又开”，这一出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些描写，实际上就是“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的最具体、最生动的反映。上半片中关于春去秋归的叙述，实际上是商人全年行踪的概括，而结尾处“郎如年少何”所抒发的青春难久的感叹，就正是一年年韶华虚度的必然结果。《七颂堂词绎》说：“古人多于过变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头绪，不成章矣。”这首《菩萨蛮》上、下两片分工明确，但下片之情全本上片，上片之事又处处含情。其布局之精巧，可谓如出天工。
这首词的用字也很有表现力，如：首句写别离的时令气候：“春时江上廉纤雨”，春天是人们最动感情的时候，适于此时离别，已经倍觉伤神；不料又遇上“廉纤雨”，淅淅沥沥，自然更添凄凉。第三句用“秋晚”二字渲染衰飒的环境气氛，同时又正好成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写照。另外，这一句说“秋晚恰归来”，下一句接写“看看船又开”，“恰”字同“又”字的配合，对主题的表达也极有力量。再说，“看看”二字传达女主人公在商人又将离去时的心理，使读者看到她前番离情未酬，此番分手在即时怯别的情绪，也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又如，上半片连用两次“开船”，构成商人不断离去的气氛，下半片中“嫁郎如未嫁”、“情少利心多”两句各自形成对比，在揭不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首诗首联“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直接指出一口井如果没有了水，固然是废井；倘若有水而无人汲，也依然是废井。诗人从这个角度比喻作诗。颔联“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中的“笔砚”、“吟咏”互文见义，皆指创作活动。辘轳是汲取井水的起砚装置，即在井上树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绕绳索，系上水桶，摇转手柄，使水桶一起一落，汲取井水。縻绠即井绳，与前辘轳意思相同，都是借汲水的过程，喻指作诗时思绪飞动的状态。那么，既然天天要作诗，诗思会不会枯竭呢。作者认为不会，正如从井里汲水一样，虽然每天都汲，可是“朝来砚汲引，依旧得清冷”，给人的感觉仍是全新的。
这首诗的尾联“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点明该诗是赠给“同怀人”，同时贾岛是中唐苦吟诗派的砚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曾说过“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送僧》）一类的话，但落实到作诗上，却从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气韵，而总是在费尽心思地雕章琢句，仿佛是要通过“渐修”得到作诗的真谛。这种诗的艺术风格，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一文中也作过论述：“贾岛同时代的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僧房和山野的清寂幽僻就与“清凉”和“酸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通过苦吟的手段来达到这一境界又是一些才气一般却又希望有所作为的诗人的较好方法。所以，前人认为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不无道理。《唐摭言》卷十曾记载了晚唐李洞尊崇贾岛的事迹：他铸贾岛的铜像，经常手持念珠念贾岛佛。如知道谁喜欢贾诗，他就手录贾诗赠之，并再三叮咛说：这无异于佛经，应该焚香而拜。李洞的做法虽有些极端，但足以说明贾岛诗的独特风格对晚唐五代诗人的深刻影响。综上所述，就不难看出该诗尾联中的“多苦辛”。
词的基本结构是上片发泄怀才抱国而屡试不第的牢骚，下片抒写忧国伤时而献身无路的悲慨颇有李白式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讽寓和激愤。整首词前后贯通，浑然一气。
开篇三句“一剑横空，飞过洞庭，又为此来”，化用唐人吕岩《绝句》“朝游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上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一诗，以飞剑横空的壮采象征词人匡济天下的奇志，极力写出前来应试时意气之豪迈，开篇便有气势如虹的非凡气象。
“有汝阳”四句收敛前情，点明题事。上言座中宗室殿试及第，下言卢蒲江举行酒宴招待宾朋。其中亦隐含牢骚之意。及第者与落第者同一宴席，咫尺荣枯，悲欢异趣，两相对照，自是意志难平。
“四举”三句回顾己身遭遇，造语奇警而含愤深沉。几番应试皆被黜落，多年奔走不得一官，此本极难堪事，但作者却翻出一层，谓朝廷既弃他不用，则亦乐得逍遥，自封“大宋神仙”了。悲愤之情而以狂放之语出之，愈见心中悲愤之甚。
过拍三句继续抒发悲愤之情而情辞更苦。“如何好”一问画出回顾茫然，六神无主之情，令人想起李白“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的情态。“将百千万事，付两三杯”则画出感慨万千之状。既失进身之路，则虽怀济世之志亦无从施展，唯有借酒浇愁而已。
换头处上承过拍而又有进展。“未尝戚戚于怀”六字先作一顿，极见平生光明磊落，不因穷达而异其忧乐。接下“问自古英雄安在哉”则又一提，响遏行云，感怆亦出常情之外。谓古来英雄，终归乌有，辞虽旷达，意实哀伤，乃由报国无门而产生包含政治与人生双重意义的悲慨。
“任钱塘”四句继续深化此种悲慨。潮的涨落和花的开谢象征朝政的得失和国势的兴衰，而词人却“任”其“潮生潮落”、“花谢花开”，亦非真能忘怀时事，实乃痛心于朝政腐败与国势衰危的愤激之辞。国事既不可为，朱颜又不可驻，思念及此，情更不堪，因而转出“盗号书生，强名举子，未老雪从头上催”这样悲痛伤心之语。曰“盗号”，曰“强名”，极见枉读诗书而无补于时世的痛苦，“未老”一句则深含岁月无情而功名未立的忧惧和感叹。作者身为布衣而心忧天下，然而当世之居高位、食厚禄者则只管自己穷奢极欲，不复顾念国计民生。两相对比，更增痛愤，故乃宕开一笔，转向此辈投以极端轻蔑讥讽的冷眼：“谁羡汝、拥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居高临下，正气凛然，令人想见词人当时怒发上指，目光如炬的形象。如前所述，这首词是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写成的。
此时词人心情极其痛苦，但词的格调却异常高昂，没有消沉颓废之语，不见穷愁潦倒之态，意气峥嵘，情辞慷慨，表现出既悲且壮的特色。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不但是一个杰出的词人，而且是一个爱国的志士，他“平生以气义撼当世”（毛晋《龙洲词跋》引宋子虚语），不望“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沁园春》）虽处逆境而不与时推移。这首词的语言也极富情采。全篇都是直抒胸臆，句句皆从性灵深处喷射出来，生气灌注，显得真率自然，激昂奔放。其中复多变化：或豪壮，如开篇三句；或典雅，如“有汝阳”四句；或狂放，如“四举”三句；或愁郁，如过拍二句；或慷慨，如换头二句；或愤激，如“任钱塘”四句，或哀伤，如“盗号”三句，或冷峻，如断章三句。且常兼数者于一拍之中，如“四举”一拍既见狂放之态，亦见悲愤之心；最后三句既见冷峻之情，亦见豪壮之气。因此又显得情感多变，意气纵横。陶九成说“改之造词赡逸有思致”（《词综》卷十五引语），刘熙载说“刘改之词狂逸中自饶俊致”（《艺概》卷四），刘过词奇思异采，令人想见颜色。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