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首联开门见山,指出宋太祖曾图谋收取幽燕,但并未见诸行动,而予孙又不能继承伐燕的遗志,更是一代不如一代。
颔联沉痛指出严重后果,诗人用两个地名构成对仗,指出北宋没有收复沦陷的国土,空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颈联举出两个具体事例构成对仗,开国大臣本无统一大志,而后来的真宗在战争胜利时,又订出屈辱求和的城渊之盟。所谓澶渊和约就遗笑百年。
尾联议论作结。辽金入侵中原,北宋灭亡,靖康南渡,界河南移,由白沟推至江淮。产生这一局面,仅责怪徽宗,有欠公允。造成北宋覆灭之祸,未能实现统一,其直接原因是北宋统治者软弱无能,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
诗人激于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回顾了北宋一代的兴亡,批判了北宋开国后对敌退让求和的妥协政策。
全诗“以议论入诗”,但不是抽象的议论,而是运用诗的语言,进行形象的描写。不说北宋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蜕“幽燕不照中天月”。不说界河南移,而说“白沟移向江淮去”。诗中运用两个典故,自然贴切;而且由虚转实,引史论今。对北宋之亡不单是进行客观的剖析,而且注入了强烈的抒情。诗人对北宋的屈辱求和,给予严正的批判,其中饱含了深刻而沉痛的爱国之情。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
“无花”二字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第三句“笛中闻折柳”。“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这句表面看是写遍地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谓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表征,“无花”兼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这四句意脉贯通,一气直下,措语天然,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前人未具此格。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这两句是说,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
五、六句紧承前意,既写军旅生活的紧张。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齐步伐,节制进退。写出“金鼓”,则烘托出紧张气氛,军纪严肃可知。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俱在不言之中。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本来,宵眠枕玉鞍也许更符合军中的生活习惯,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似乎一当报警,“抱鞍”者更能翻身上马,奋勇出击。此两句则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全日生活,概括性也强。全篇只此两句作对仗,严正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配合,增强了表达效果。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末两句是说,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以上六句全写边疆生活的艰苦,若有怨思,末两句却急作转语,音情突变。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此诗末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斩钉截铁,慨当以慷,足以振起全篇。这是此诗点睛结穴之处。
本诗的结尾雄壮有力,与前面六句的烘托之功是分不开的。没有那样一个艰苦的背景,则不足以显示如此卓绝的精神。此诗所以极苍凉而极雄壮,意境浑成,是因为有了前六句的铺垫。如果一开口就豪言壮语,转觉无力。这写法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不但篇法独造,对仗也不拘常格,自是五律别调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