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此诗题为“赋得江边柳”,柳、留谐音,柳树容易生长,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此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笔锋老到。
首联一二句,写柳色、柳姿,语句对偶:“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翠色”,是指柳树的颜色。“连”,不是一棵树,是一片。如果诗人想把自己暗喻成江边柳,那么“荒岸”这两个字,就有意义了。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
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看见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可惜,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望而不可及。
颔联三四句,写柳影、柳絮,语句对偶:“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梦幻迷离,一片茫然。飘扬的落花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无非就是被人无情地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
颈联五六句,写柳根、柳枝,语句对偶:“根老藏鱼窟,枝低系客舟。”柳树老了,根部溃烂,成了鱼儿的避难所。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来也匆匆去。柳枝虽然能系客丹,但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企盼地牵扯着客人的角衣,结果无济于事。
诗的前六句看似写景,实则述己,写江边柳的秋色实是喻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命运。
尾联七八句,写心情:“潇潇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人终于站出来,直抒胸臆。梦醒了,是因为有潇潇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猛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人的离愁,切合题意。
全诗在写法上,通篇不着一个“柳”字,但句句写柳,又暗喻自己的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诗评家对此诗评价甚高。
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时,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时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恢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日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
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时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日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尉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日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时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这首诗也没有脱离离情的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袅袅”、“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的颜色,洗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的轻盈和春的秾丽,这里径直用“一树烟”来称呼柳树,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这种别人用过的诗句,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语句,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一特定情景。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已经不言而喻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也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
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在于诗人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匠心独运、高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