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离念远之作。
上片主要写景，描写春夜。 “冷香萦遍红桥梦，梦觉城笳”，这两句写梦中与心爱的她在清香弥漫的红桥上相伴，而梦醒后却听到城头传来的胡茄呜口囡的悲呜。面对着萧萧雨夜，再也无法入眠，而雨声和着凄凉的乐曲声，更增添了几多愁结。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春夜的景色，简练而贴切。词中虽未言愁，但愁却更深。
下片主要抒情，写别后的怀念。 “箜篌别后谁能鼓”，自从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为词人弹奏一曲。箜篌空悬，睹物思人，黯然神伤。而令人肠断者，不是无人会弹箜篌，而是怀念伊人远隔天涯。在相思的煎熬中，把美好的青春年华都逐渐消耗掉了，只留下那一缕茶烟透着碧纱。这种孤苦的情怀，词人又能向谁诉说，也只能把它诉诸笔端了。
通读全词，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春夜的景色，简练不失贴切，又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写出夜色正浓时，无法逃避的怀念，烘托出春夜寂寥，人心寂寥的词意。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顾炎武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博学强记，耿介绝俗，以著作《日知录》驰名于世。
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奔走南北，眼界大开，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加殷实、深刻了。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崇尚“游谈无根”的理学情况，《与友人书》以“为学”为话题，发抒了独具个性的治学观。
文章的结构呈放射状。作者从为学者与自我、现实的学友、书本（实际上仍是人——古代作者或书中古人）、历史的“学友”（文中提到了孔子，实际上是指对提升学者的学养有帮助的一切古人）的关系切入，精到地阐述了这四组关系中的心灵互动的重要性。他要求为学者做到博学审问（广泛涉猎，详细考究）、稽（与别人心灵契合）、求其是非之所在（实际上指学会辨析，学会批判），使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疆域。作者强调为学不是始于学习，终于学习，而应该联系实际，学有所用，即“有济于天下”。为学应该贯穿人生的始终，不进则退。这是为学者必须谨记的一条法则，圣人也不例外。
文中提倡的是一种注重“广博、渊深、实用”三位一体的治学观，辨证而深刻，实在而灵活。这不仅对当时的学人具有警策的作用，对现代的人们如何打造书香人生，创建学习型社会，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