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阁横秀气,清幽并在君”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亭阁高耸充溢着清秀之气、崔八丈可欣赏清幽之景的景致。诗人一语双关:说水亭清新,言水亭幽静,二者兼而有之。前句写“高阁”高耸开阔,充溢着山川之秀气。后句写诗人凭着水亭览望崔八丈而觉得“君”清幽,侧重表达出水亭的清新与幽静。
“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承接水亭的秀气与清幽,紧扣上文,写诗人在敬亭山的所见:运用比喻修辞手法,描绘出一幅宛溪水从屋檐边飞过、敬亭山的云朵从窗前飞落的景观。诗人从亭中望水飞落,恰似从屋檐边飞过。云从窗而落,侧重体现出水亭的高耸开阔、秀丽清幽。
“猿啸风中断,渔歌月里闻”写诗人在敬亭山的所闻:从敬亭山中转出猿啸,从宛溪水中转出渔歌。山水中有此清音,猿啸声因风变得断断续续,渔歌泛月遥闻。诗人在歌咏了清静幽雅的自然景物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以“风”、“月”之清幽,助“猿”、“渔”之逸响,勾画出一副凄凉冷清的景色。
“闲随白鸥去,沙上自为群”描绘出一幅闲逸之时随白鸥而去、沙岸上与鸟为群的景致,诗人通过写宛溪边沙滩上白鸥的悠闲神态,抒发追求自由、闲适的情怀。“闲”、“白鸥”、“自为群”,点染出诗人追求与无机心的“白鸥”为群。一个“闲”字,传达出诗人心灵的解脱自在。
全诗四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写崔八丈水亭幽美的风景:檐飞溪水,窗落暮云,风送猿啼,渔舟唱晚,有声有色,读之如临画境。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结构严紧,用字精当,写诗人游崔八丈水亭所见所闻的感受,以“风”、“月”之清幽,助“猿”、“渔”之逸响,歌咏了清静幽雅的自然景物。以“猿啸”、“渔歌”、“风”、“月”喧染氛围,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从而流露出诗人内心处怀归忧国的感伤情怀。以“闲”、“白鸥”、“自为群”,点染出诗人与无机心的“白鸥”为群,意在洗尽凡心,侧面表露出诗人摆脱了有无得失的滞累、宠辱名利的羁束后的闲适心情。
这首《绝句》是诗人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时写的,描写了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
诗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自然美景切入,给人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氛围。前两句,诗人以不同的角度对这副美景进行了细微的刻画。翠是新绿,是初春时节万物复苏,萌发生机时的颜色。“两”和“一”相对;一横一纵,就展开了一个非常明媚的自然景色。这句诗中以“鸣”字最为传神,将黄鹂描写的更加生动活泼,鸟儿成双成对,构成了一幅具有喜庆气息的生机勃勃的画面。而黄鹂居柳上而鸣,这是在静中寓动的生机,下句则以更明显的动势写大自然的生气,白鹭在这个清新的天际中飞翔,这不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舒适,还有一种向上的奋发。再者,首句写黄鹂居柳上而鸣,与下句写白鹭飞翔上天,空间开阔了不少,由下而上,由近而远,使诗人所能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生机充盈着整个环境,这样就再从另一角度显出早春生机之盛。
第三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含”字表明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
末句写出了杜甫当时的复杂心情。一说船来自“东吴”,此句表战乱平定,交通恢复,诗人睹物生情,想念故乡。用一个“泊”字,有其深意,杜甫多年来飘泊不定,没有着落,虽然他心中始终还有那么一点希冀,但那种希冀,已经大大消减了。“泊”字,正好写出了诗人这种处于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复杂心情。而“万里”则暗示了目的达到的远难,这与第三句中的“千秋”并列,一从时间上,一从空间上,同写出那种达到目的之难。三国孙权自古就被不少士人誉为明主,作者借东吴代指孙权,暗示了杜甫对当朝皇帝的希望。而以“泊”、“万里”、“东吴船”合而为一句,正是为了写出那个“难”字。
全诗看起来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但诗人的内在情感使其内容一以贯之,以清新轻快的景色寄托诗人内心复杂的情绪,构成一个统一的意境。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表面上表现的是生机盎然的画面,而在欢快明亮的景象内,却寄托着诗人对时光流逝,孤独而无聊的失落之意,更写出了诗人在重有一线希望之时的复杂心绪,在那希望之外,更多的是诗人对失望的感伤。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