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八句是先写公孙大娘的舞蹈:很久以前有一个公孙大娘,她善舞剑器的名声传遍了四面八方。人山人海似的观众看她的舞蹈都惊讶失色,整个天地好像也在随着她的剑器舞而起伏低昂,无法恢复平静。“霍如羿射九日落”四句,或称为“四如句”,前人解释不一,这大体是描绘公孙舞蹈给杜甫留下的美好印象。羿射九日,可能是形容公孙手持红旗、火炬或剑器作旋转或滚翻式舞蹈动作,好象一个接一个的火球从高而下,满堂旋转;骖龙翔舞,是写公孙翩翩轻举,腾空飞翔;雷霆收怒,是形容舞蹈将近尾声,声势收敛;江海凝光,则写舞蹈完全停止,舞场内外肃静空阔,好象江海风平浪静,水光清澈的情景。
“绛唇珠袖两寂寞”以下六句,突然转到公孙死后剑器舞的沉寂无闻,幸好晚年还有弟子继承了她的才艺。跟着写她的弟子临颍李十二娘在白帝城重舞剑器,还有公孙氏当年神采飞扬的气概。同李十二娘一席谈话,不仅知道她舞技的师传渊源,而且引起了自己抚今思昔的无限感慨。
“先帝侍女八千人”以下六句,笔势又一转折,思想又回到五十年前。回忆开元初年,当时政治清明,国 势强盛,唐玄宗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建立了教坊和梨园,亲选乐工,亲教法曲,促成了唐代歌舞艺术的空前繁荣,当时宫廷内和内外教坊的歌舞女乐就有八千人,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又在八千人中“独出冠时”,号称第一。可是五十年历史变化多大啊!一场安史之乱把大唐帝国的整个天下闹得风尘四起、天昏地黑。唐玄宗当年亲自挑选、亲自培养的成千上万的梨园弟子、歌舞人材,也在这一场浩劫中烟消云散了,如今只有这个残存的教坊艺人李十二娘的舞姿,还在冬天残阳的余光里映出美丽而凄凉的影子。对曾经亲见开元盛世的文艺繁荣,曾经亲见公孙大娘《剑器舞》的老诗人杜甫说来,这是他晚年多么难得的精神安慰,可是又多么地令他黯然神伤啊!这一段是全诗的高潮。善于用最简短的几句话集中概括巨大的历史变化和广阔的社会内容,正是杜诗“沉郁顿挫”的表现。
“金粟堆南木已拱”以下六句,是全诗的尾声。诗人接着上段深沉的感慨,说玄宗已死了六年,在他那金粟山上的陵墓上,树已够双手拱抱了。而自己这个玄宗时代的小臣,却流落在这个草木萧条的白帝城里。末了写别驾府宅里的盛筵,在又一曲急管繁弦的歌舞之后告终了,这时下弦月已经东出了,一种乐极哀来的情绪支配着诗人,他不禁四顾茫茫,百端交集,行不知所往,止不知所居,长满老茧的双足,拖着一个衰老久病的身躯,寒月荒山,踽踽独行。身世的悲凉,就不言而可知了。“转愁疾”三字,是说自己以茧足走山道本来很慢,但在心情沉重之时,却反而怪自己走得太快了。
这首七言歌行自始至终并没有离开公孙大娘师徒和剑器舞,但是从全诗那雄浑的气势,从“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这样力透纸背的诗史之笔,又感到诗人的确是在通过歌舞的事,反映五十年来兴衰治乱的历史。王嗣总评这首诗说:“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杜诗祥注》引《杜臆》)这一段评语,分析全诗的层次、中心,说得相当中肯。但是,他说“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并不符合杜甫本来的思想,杜甫是十分重视和热爱艺术的。
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既有“浏漓顿挫”的气势节奏,又有“豪荡感激”的感人力量,是七言歌行中沉郁悲壮的杰作。开头八句,富丽而不浮艳,铺排而不呆板。“绛唇珠袖”以下,则随意境之开合,思潮之起伏,语言音节也随之顿挫变化。全诗既不失雄浑完整的美,用字造句又有浑括锤炼的功力。篇幅虽然不太长,包容却相当广大。从乐舞之今昔对比中见五十年的兴衰治乱,没有沉郁顿挫的笔力是写不出来的。
这是一首闺词。全词以女主人的口气道出,不作雕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这首词由八句组成,其中有六句使用了比喻。首句“郎如陌上尘”,次句“妾似堤边絮”,并非各以一物为喻,而是互文见意,言妾亦如陌上尘,郎亦如堤边絮。尘与絮悠扬飘荡,无辙可循。尘与尘相遇,絮与絮相逢,聚乃偶然,散亦无法觅其踪迹。把两个人遇合方式的特点,通过尘与絮的“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体现出来,喻义明确,词篇的表现力因此加强,引人入胜。
在上阕中,一、二句各自设比,三、四句补叙所比的内容,作为比喻,四句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措意的过程分析,其间的条理十分清晰。此外,最后两句向对方提出“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的疑问,这又同上半阕的别时情绪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一方面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情郎的无限忠贞,另一方面又对男方的爱情表示了担心和疑虑。这种“救首救尾”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篇结构更加谨严,而且揭示主题方面,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阕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也是用比喻,不过是暗喻而已。此句“泪”、“雨”并见,以连绵的秋雨喻不断洒落的泪珠,取喻显明,亦足动人。至于“酒面扑春风”,字面本于杜甫《咏怀古迹》诗“画图省识春风面”,而谓女子酒后,脸上绯红,有似春风扑人。像“酒面扑春风”这类比喻,本来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就不甚显著,作者不仅不把相似点说出,反而用叙述式的句子,似乎只在实写两种相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词人的真实意图,就非得下一番推敲的功夫不可。这种比喻,修辞学上称为“曲喻”,古人称之为“不似之似”或“象外句”。“酒面春风”似乎是即写酒又写风,其实是借春风比酒后脸的情态。
在结构安排上,该词表现为一个严密的有机体,段落层次十分清晰、显明。词篇写别时情景,自然以描写告别场面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两句为中心,上半阕为别时的感慨,末二句设想别后的情事,篇幅虽不长,却容下了别情离绪的各个方面。
这首诗是李白寓居沙丘怀念诗友杜甫时所作。此诗以景带出思念之情,言辞朴素无华,率性写出,或行,或卧,或所见,或所感,絮絮叨叨皆入诗来,写得情深意长,凄怆感人,深刻地表现了两位伟大诗人的真挚友谊。全诗流畅自然,而又含蓄蕴藉;感情极苦,而又边失豪放本色。
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他自己的生活,住处的周围环境,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给读者以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受,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诗中无一句边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边能边直抒其情。前六句的烟云,都成了后二句的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以浓郁的诗味。
首句“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诗人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边来沙丘“高卧”,原因就在于怀念杜甫这位友人。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像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诗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诗人愁思难解。“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边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边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诗人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边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边息、相思边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边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律体的盛行对于古诗的写作也边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然边是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
这套曲子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庄稼汉秋收后进城看戏的情形,再现了元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描绘真实具体,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保留了一份研究中国戏曲史的珍贵资料。全曲采用第一人称写法,故事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清新幽默,风格诙谐活泼。
首曲交代了庄稼汉进城的缘由。庄家丰收,无甚差科,以为神功保佑,进城买香烛纸马(纸火)还愿,偶然发现街头挂着的演出告示(花碌碌纸榜),许多人围在那里看。
六煞曲写庄稼汉看到勾栏门口一个高声招徕观众的人,从他口里知道这次演出的两个剧目是院本《调风月》和么末《刘耍和》院本是由副末和副净两个角色主演的滑稽戏,内容比较简单。《调风月》是当时经常演出的院本。刘耍和是金元间著名的演员,在金朝教坊里担任过色长(领班之类),见《辍耕录》及《录鬼簿》。他的故事后来被编为杂剧。元高文秀有《黑旋风敷演刘耍和》杂剧,今不传。
五煞曲写庄家交了二百文的高价进了勾栏时看到的情景。只见密密麻麻的观众坐了好几层,围了个圆圈儿,在观众席从上往下看,人挤人、人挨人就像漩涡一般。戏台边上几个女乐手正在紧锣密鼓地演奏前奏曲。
四煞曲写副末开场。当时院本演出以五人为一伙,出场时副末站在中间,央人货即指他。下面几句形容他的脸谱、服色。
三煞曲写开场时一段小演唱,当时叫作艳段,也即是爨。《梦梁录》:“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下面演的《调风月》《刘耍和》,就是在艳段演出后的两段正杂剧。
二煞曲写庄稼汉所看到的院本《调风月》的演出情况。这场小戏共有三个角色,副末扮小二哥,副净扮张太公,旦扮帘下妇人。
一煞曲续写《调风月》的演出,着重写张太公处处受小二哥的调弄,最后把皮棒槌都打成两半。初次看戏的庄稼汉不明就里,自己又十分入戏,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下闹不好要吃官司的,没想到全场观众却大笑起来。
尾曲写庄稼汉因急于入厕半途出场,看不到后面精彩的演出。他本想憋住尿多看会儿,剧情实在引人发笑,但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硬撑下去了。
曲子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戏剧演出的情况,其中有不少插科打诨的成分。作品以农民进城首次进入勾栏看戏这一新奇的表现角度,将民间口语直接入曲,不仅体现了以俗为尚的审美追求,更再现了古代勾栏的建筑和院本、杂剧的演出情况。从剧场的形式,包括观众席、戏台到演出形式,如乐队、道具、人物化妆、角色活动、演员表演都有十分形象具体的描写,不仅剧场如见,演员的化妆和表演,剧本的名称和内容等,皆历历在目,为后人研究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曲中抓住庄稼汉未见过世面、不识勾栏的特点,以夸张的手法,把他初进勾栏好奇新鲜的感受描写得活灵活现。全曲用第一人称写法,情节完整,心理刻画入微,语言诙谐幽默、清新活泼、妙趣横生。全用口语,对庄稼汉的无知虽有嘲弄,但属善意的调侃,使全曲形成一种轻松活泼的基调。
元曲的写作强调“本色”和“当行”。本色是指浑然天成,率真自然;当行是指娴熟自如地表现曲子的特点。这套曲子绝好地体现了二者的结合。历来备受关注,论者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