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素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素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素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素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
宋玉的《风赋》云:“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下而加焉。”此篇所咏的“凉风”,正具有这种平等普济的美德。炎热未消的初秋,一阵清风袭来,给人以快意和凉爽。那“肃肃”的凉风吹来了,顿时吹散浊热,使林壑清爽起来。它很快吹遍林壑,驱散涧上的烟云,使诗人寻到涧底的人家,卷走山上的雾霭,现出山间的房屋,诗人情不自禁地赞美它“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这风确乎是“有情”的。
“肃肃凉景生”,首句平直轻快,习习凉风飘然乍起。“加我林壑清”,是紧承上句,概写风不管深沟还是浅壑,不分高低贵贱,北风都遍施恩惠。“我”字的运用,加强了主观情感,表现了诗人胸襟的开阔。“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描写风为平民百姓送爽的具体情态。风,驱散了烟云,卷走了雾霭,穿行于涧户山舍将清爽带给人们。第五、六两句是赞扬风的品格。“去来固无迹”,指它行踪不定,似乎施惠于人们没有所图,不求回报。“动息如有情”,借用《抱朴子·畅玄篇》“动息知止,无往不足”之意,形容风慷慨惠施,不遗余力,来去仿佛一个有情有义之人。这两句诗,夹叙夹议,巧妙地承前启后,自然地引出结联:“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白天,风为劳作的人们送来清凉,宁静的傍晚,又为歇息的人们吹奏起悦耳的松涛声。欣赏松涛的大多是士子或隐者,当然也包括了诗人自己。这里与“加我林壑清”中的“我”一样加深了主观意趣。
诗人以风喻人,托物言志,着意赞美风的高尚品格和勤奋精神。风不舍昼夜,努力做到对人有益。以风况人,有为之士正当如此。诗人少有才华,而壮志难酬,他曾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在这篇中则是借风咏怀,寄托他的“青云之志”。
此诗的着眼点在“有情”二字。上面从“有情”写其加林壑以清爽,下面复由“有情”赞其“为君起松声”。通过这种拟人化的艺术手法,把风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首句写风的生起,以“肃肃”状风势之速。风势之缓急,本来是并无目的的,但次句用了一个“加”字,就使之化为有意的行动,仿佛风疾驰而来,正是为了使林壑清爽,有意急人所需似的。下面写风的活动,也是抓住“驱烟”“卷雾”“起松声”等风中的动态景象进行拟人化的描写。风吹烟雾,风卷松涛,本来都是自然现象写成了有意识的活动。她神通广大,犹如精灵般地出入山涧,驱烟卷雾,送来清爽,并吹动万山松涛,为人奏起美妙的乐章。在诗人笔下,风的形象被刻画得维妙维肖了。
此诗所咏之风,不是习见的柔弱的香风,也并非宋玉《风赋》中的取悦于大王的雄风,肆虐于庶人的雌风。这首《咏风》小诗里,寄寓着诗人的平等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情趣。
这个故事批评了那些不进行思考就盲目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人们,以及这种不正常的随波逐流的社会心理、社会现象。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客观角度出发看待事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