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久居城里的官员，得空到乡间去放风游览，吃的是农家菜，住的是农家院，于是由衷地羡慕起田园生活来。
前四句写“赵叟”的生活环境，以及其高洁的品行与美好的生活情趣；中间四名描写赵叟日常生活，极富田园情趣；最后写此次宴饮的场面，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全诗写得自然流畅，诗人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都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主人生活情趣的赞美。
首句“虽与人境接”，说明这位赵姓老人的家离城市并不远，可能就在郊区。虽然住的地方不是很偏远，但是“闭门成隐居”，过的就是闲静的田园生活。这两句诗颇有点“心远地自偏”的味道。接下来的二句，诗人对赵叟进行了赞美，谓赵叟能谈玄，有儒行。诗人先把主人比成庄子，又拿孔子来比喻，皆是称赞主人既有高洁的品行，又有美好的生活情趣。
“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写赵叟每日所见，深巷里的夕阳斜照之情景，营造出了静美的氛围。“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写的是赵叟日常所为，侍弄田地，整理书籍，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悠闲而舒适，极富田园情趣。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最后四句回到宴饮来，写此次宴饮的场面。“上客摇芳翰”，写“上客”的活动，体现了钦佩之情；“中厨馈野蔬”写主人的在准备饮食。最后两句则是一个长镜头，先是主人与朋友们在客厅里痛饮，然后镜头拉远，柴门出现了，柴门外的景色出现了，人物活动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
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谴责诗，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斥责谗人害人祸国。它的鲜明特色是借物取喻形象生动，劝说斥责感情痛切。
首先，把专进谗言的人比作苍蝇，这是十分贴切的。苍蝇作为一种令人厌恶的昆虫，具有追臭逐腐、散播病菌、嗡嗡乱叫等习性，而这些习性与人间专找缝隙进谗言害人者如出一辙。因此用苍蝇来喻指进谗者，这本身已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更遑论此诗三章均以“营营青蝇”取喻起兴，把它四处飞舞、不停播乱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三章前两句仅以更换末一字的形式重复出现，似拙实巧，令人不由对苍蝇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厌恶感。“樊”“棘”“榛”三字一义，其实都指篱笆而言，但每一次变化，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同义反覆，而是隐含了对苍蝇见缝就叮、不弃不舍的深刻揭露。
其次，这三章诗的后两句也逐章递进，层层见意。第一章是规劝正人君子不要去听信谗言，语言直白如话，是全诗的作旨。第二章列出谗言的第一个危害，那就是搅乱四邻各国间的关系，即所谓祸国殃民。第三章指出谗言的第二个危害，那就是挑拨人际关系，使朋友知己互生嫌隙，反目成仇。而这两种祸害，全在于“谗人罔极”，即进谗者为人处世没有一定的准则，阳奉阴违有之，出尔反尔有之，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亦有之。
所以从全诗来看，它的特点既包括取喻确切传神，同时也包括对谗言的危害和根源的深刻揭示。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使“无信谗言”的规劝和警示显得充分有力，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的讽刺、谴责的力度。
此诗描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之后的思念。开首二句即景生情，花开花落，引起对茫茫世事的感叹。接着直抒情怀，写因多病而想辞官归田，反映内心的矛盾。“邑有流亡愧俸钱”，不仅是仁人自叹未能尽责，也流露进退两难的苦闷。结尾道出寄诗的用意，是极需友情的慰勉，渴望和友人畅叙。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同时章法严密，对仗工整，用语婉转，堪为七律名篇。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从叙别开头。首联即谓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以来，已经一年。以花里逢别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的意味；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迅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
颔联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是指国家的前途，也包含个人的前途。当时长安尚为朱泚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这种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觉得茫茫一片。他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忧又苦闷，感到百无聊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黯然无光。
颈联具体写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为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
尾联则是说他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便以感激李儋的问候和亟盼他来访作结。
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的特点。有人说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颇为推美。这种评论并不切实。因为首联即景生情，恰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比衬，景美而情不欢；颔联以情叹景，也是伤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伤而景无光；都不可谓情景交融。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
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确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正如此，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