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想当初我们一起看灯赏月,频指明月,频频诉说,愿月常圆,
一刻也不要亏缺。月儿常圆,是人们美好的愿望。然而今年此时,月圆人却不圆了。
“今年花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华丽的街区,彩灯罗列。
美伦美奂的灯景令人目不暇接,怎奈此时的我再也没了往昔的心情。不忍抬头,不忍见旧时的明月。
徽宗于政治上无所建树,但在生活中却多才多艺,感情丰富细腻,这一点于此词中可以看出。
这是一首悼亡词。1121年(宣和三年)夏四月丙寅,贵妃刘氏薨。徽宗对刘妃的去世极为悲痛,啜泣不已,五月甲辰,特旨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谥曰明节。
《战国策·秦策》说：“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不能俱止于栖亦明矣。”用缚在一起的鸡喻互相牵制不能一致的诸侯割据势力。此篇取这一比喻加以生发，借以揭露当时的藩镇。诗的头两句说：鸡的稻梁食料已足以养活其幼雏，但它们却互不相容，以独霸全场为乐。比喻藩镇虽割据世袭，或已高宫厚禄，荫及子孙，但仍为各自私利而彼此敌视，相互火并。“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旧乌？”这两句是说：鸡的本心岂愿在五更时惊扰自己的酣梦，不辞风雪报晓，以迎接太阳的升起呢？比喻藩镇虽有时在表面上秉承朝命，但本心并不愿意为朝廷效力。
这首诗借鸡为喻，揭露藩镇跋扈利己、贪婪好斗的本质。结合唐武宗会昌年问讨伐刘稹时的情况看，这首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诗中抓住鸡的特性，联系藩镇的种种表现，或直接讽刺，或进行反挑，虽不免有比附的痕迹，但由于诗人对讽刺对象的本质发掘较深，却能以犀利辛辣取胜。这首诗充分表示出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愤懑，体现了诗人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迫切要求。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