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诗的首联把“扰扰”和“风雨”、“尘埃”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刻画出殷勤来访、奔走于权贵之门的上人形象。“扰扰”表明了诗人无奈而不堪的心情。《诗经·风雨》中有“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表达见到朋友时平静又喜悦的心情。诗人在这句中也暗用“风雨”的典故,却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频频造访的不满。
颔联说到自己辜负了高僧屡屡造访的心意,说的显然是反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广宣上人拜访的委婉谢绝。“惭”、“愧”连用,诗人在自谦的同时,表达出他和上人在立身处世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隔阂。
颈联仍是自谦,说自己读书没有收获。其中的“未能回”可以理解为没有回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广宣上人以诗相赠,诗人自谦才疏学浅,整日推敲也无法答复。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对广宣上人的回绝。诗人强调他学习的是儒家圣道,推崇的是孔孟之学,暗含他和上人之间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尾联提到了“红叶”有几堆,在王维《山中》有“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句,“天寒红叶”的意象刻画出清冷寂寞的初冬景象。诗人化用王维诗意,表达他对上人的微讽之意。广宣上人的住所是寺庙,但他整日在外奔走,以至于很少待在寺庙之中。诗人说红叶堆积,无人打扫,旨在劝这位上人当回到寺庙之中。这仍然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的不满。
韩愈一生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排斥佛老等学说。但偏偏有所谓高僧广宣上人,频频以诗文讨教。诗人出于礼貌,又不能不略为敷衍,但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奔走于权贵之门的僧人,是非常无奈而又鄙薄的。诗题中的“频”字已经表达出不耐之情。诗人采用了委婉暗示的手法,向广宣上人说明他的态度。诗人自谦的语气一以贯之,他在暗示广宣,你我之间的过多交往对双方都没有太多益处。最深处的原因是各自坚守的大道不同,各自安身立命的所在不同。诗的结尾用意巧妙,意在讥讽僧人终日不归。诗人说天寒寺冷,红叶堆积,希望点醒广宣上人:既然号称高僧,就应该在寺庙中潜修佛理,弘扬佛法,不必终日奔走在外、踪迹难寻。这首诗还意在传达一种诗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的人生感喟(韩愈《〈五箴〉小序》语)。整首诗平易坦荡,不用事,不屈己徇人,言语之间颇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首联二句,直书事始,即从戴安澜将军率所部入缅甸远征抗日写起。两句是因果关系。国难当头,拄危急需栋梁;骁将受命,慷慨即赴疆场。诗人一落笔便将被挽者的高大形象安置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中,凛然正气,遂尔笼罩全篇。“赋采薇”三字,用远征赴敌的古典,精切不移,于叙事则有雍容不迫之气度,于行文则有渊雅流丽之风致。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颔联二句,机律对仗,突出戴安澜将军所辖之第二○○师的军威。上句言其装备之精良,扣住其师为机械化部队的特点。不过,武器虽然很重要,但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人,故下句紧接着就强调该师将士之勇猛,笔意十分周至,且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见识甚为高卓。古诗词中例多以虎罴、貔貅之类猛兽来赞颂勇武的军队,本篇却说“勇夺虎罴威”,是翻倍写法,比直接用虎罴来形容悍师劲旅,更其生动。此五字神采飞扬,亦是一篇之警策。“机械”、“虎罴”,各为本句自对,也颇工致。
“浴血东瓜机,驱倭棠吉归。”颈联二句,仍然机律骈偶。辞意是进而叙说第二○○师在缅甸的战争历程。“东瓜”、“棠吉”,以域外战地译名入诗,谓之实录,可称“诗史”。当日参加戴安澜将军追悼会者,很多是第二○○师的将士,挽诗中特别提及他们在缅甸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倍显亲切。这样,挽诗也就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尾联二句,收笔回到戴安澜将军本身,哀悼他赍志以殁,缴出挽诗吊唁逝者的主题。一“竟”字写出诗人闻此将星陨落之噩耗后的震惊与痛惜,虚字传神,富有感情色彩。而痛惜之余,思及戴安澜将军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暨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献身的,乃觉得他虽死犹荣,重于泰山,故结句赞其壮志无违——壮志无违则问心无愧,将军的英灵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这里名副其实是卒章显“志”:此“壮志”是戴安澜将军之壮志,又是诗人毛泽东之壮志,更是当日四万万中华儿女之壮志。孔夫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子弹,能够射穿将军的躯体,却不能够毁灭将军的精神。一夫之志尚不可夺,何况四万万众之志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此诗不啻是借歌颂一个戴安澜将军来歌颂整个中华民族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誓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的伟大精神。所吊者国之殇而所彰扬者国之魂,其笔重矣!其旨大矣!
全诗以戴安澜将军率部人缅抗日为题材,以缅南东瓜之战、缅中棠吉之战以及缅北遭遇伏击、不幸牺牲为线索,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献身,长歌当哭,英名永存。
这首五律是四、二、二结构,上四句写现实,五,六句写梦境,末二句写感叹。道路时而通行时而阻塞—因为战乱时而停顿时而发生,仍未平息。由于人民不能安于生计,田园荒芜,江山便日见冷寂萧条,没有生气。尽管讨伐安史之乱的平叛战争已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而诗人仍避地偷生,衰老西南的穷山恶水之间。感时伤世,去国怀乡,忧思成梦。然而,即使是梦中,诗人之梦魂此不见得轻松一点,梦境亦如现实般险恶。梦魂要飞越楚地生郁郁的枫林,在急雨的灰蒙蒙的雾霭中难辨方向,而天际是黑魆魆的层云,无穷无尽,秦地的黑水更在层云之外,何其遥远。梦魂的归路亦如现实般艰难险恶。如此遥远艰险的路途,就是梦魂也未必能飞越,即使亲人效《楚辞》之举来招魂,亦是徒劳无功的。
诗人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雨急生枫暮”和“不用楚辞招”均出自《楚辞·招魂》,一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两典不仅贴切梦中境象,而且亦暗示了诗人和屈原有相近的处境、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忧国忧民之爱国情怀。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