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家女子一旦嫁给豪门阔少，便由贫贱之身一跃而为身价百倍的贵妇人，恃宠享乐。娇贵异常；而不遇之女，即使美颜如玉，亦不免终生沦于贫贱境地。此诗所写，盖为此而发，而其所蕴含的意义却超越了诗中所写事实本身，从而使这首诗的诗意具有了很大约外延性。或谓伤君子不遇，或谓讥刺依附权贵的封建官僚，或谓慨叹人生贵贱的偶然性，都能讲得通。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八句为第一部分，构成了这首诗的主体，塑造了因遇而骤得富贵的“洛阳女儿”这一艺术形象。开头两句对“洛阳女儿”略作介绍。以冷语发端，自含鄙夷之意。下面两句说她的丈夫骑着宝玉络头、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她的侍女为她献上满盈金盘的鲤鱼片。一为侧笔映衬，二为正面描写，一虚一买，“洛阳女儿”的身价和地位显示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小家女子，朝夕之间竟身价百倍，原因就是嫁给了一位颇有身份的“良人”。遇者则贵、不遇者则贩的人生感慨，暗暗含在其中。“画阁”以下四句，写“洛阳女儿”住在红桃绿柳竟相掩映的画阁朱楼，出门坐的是用罗帷遮护的七香车，回来的时候，用宝扇遮面，被接入九华帐里。至此，“洛阳女儿”的饮食起居已见一斑。“狂夫富贵在青春”到“不惜珊瑚持与人”，连续驱使典故，插入对其丈夫的描写;结构上照应上文“良人”一句，将诗意补足。其夫正当青春年华，身享荣华富贵，意气骄奢，甚于晋代巨富石崇；丈夫亲自教她跳舞，其怜爱之情，一如刘宋汝南王之干爱妾碧玉。“不惜珊瑚持与人”，用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将“良人”骄奢豪富之态现于纸上。这里所描写的是“狂夫”之相，但细玩诗意，却是借“狂夫”之相，以形“洛阳女儿”的娇贵之态，貌似游离实则还是为写“洛阳女儿”而驱使笔墨的。随后，顺接上面的“自怜碧玉亲教舞”句意，迤逦而下，正面描写“洛阳女儿”在九微灯约光晕里，在雕花的连环形窗下，通宵达旦，歌舞不休。这里特别点染了灯花燃尽而扑窗乱飞的一个细节，暗示“洛阳女儿”通宵沉醉于狂歌狂舞中，直到天亮，九微灯才熄灭，这里以九微灯入诗，无异是把“洛阳女儿”与王母同化为一体了，从而为“洛阳女儿”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其富贵之相，借典故婉然传出。“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写“洛阳女儿”戏乐已毕，无暇练习曲子；打扮好了，依炉熏香而坐。“坐”字，仿佛见其慵懒之态和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下面又拓开一层，写“洛阳女儿”出入贵戚之家，奔走权门之内，虽语不涉讽，但讽意存焉。
诗的最后两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把笔锋猛地一转，描绘出一幅貌似孤立实则与上文融浃为一的越女浣纱的画面。美颇如玉的越国女子西施，在她未遇之时，身处贫贱地位，只好在江边漂洗罗纱。“谁怜”二字，一贯到底，造成快速的节奏和奔流的诗意，表达了诗人对不遇者的深切同情。其中也不乏感愤不平之气。
全诗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一贵一贱，一奢靡，一穷困，各成独立的画面，却又相反相成地统一于全诗中。写法上，前一部分以繁笔铺张扬厉，穷形尽相；后一部分以简笔淡然点染，意到即止。一繁一简，繁简各宜。诗中有讽刺，有同情，有慨叹，而这又深深地隐蔽在文字背后。
此诗写胡汉交战。“汉”并非特指汉朝，汉朝以后，凡中原汉族所建立的王朝，皆称“汉”。诗人站在中原汉族的立场上，希望汉军战胜胡兵，清除中原汉族疆域边境上北方游牧民族贵族武装的侵扰，让边疆人民过上宁静的生活。此诗的主题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全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胡汉两方兵强马壮。首句写边地风雪凋草，烘托战争的残酷。接着极力描写胡人兵强马壮，汉军兵多将勇，暗示将有激烈的战争发生。诗写汉军的人多势众，将谋兵勇，反映出诗人希望汉军克敌制胜的感情倾向。中间四句为第二段，以龙虎交战为喻，写战斗的激烈。“天兵照雪”、“虏箭如沙”，如黑云压城，使人不寒而栗。剩余部分为第三段，表达诗人希望汉军大败胡兵，进而彻底消灭胡人的强烈愿望。
此诗描写汉家将士与胡人军队在战场中遭遇，双方排兵布阵，将士出击进攻，场面激烈。特别是对汉军将士的英勇杀敌，写得气势豪迈，慷慨不凡。由于古代中国胡汉战争频发，而自宋以来，汉军往往处于劣势，因此这首《胡无人》与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异曲同工，都能对饱受屈辱的中原人民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从而得到广泛流传。
李白这首《胡无人》是否有本事，注家意见不一，难以定论。因为中唐诗人段成式著《酉阳杂俎》，有”及 （安）禄山反，（李白）制《胡无人》“之说，是否如此，别无旁证。另外，诗末有无“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这三句也难以确定。而有无这三句，对诗的内容会有不同的理解。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