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国风·豳风·伐柯》是首男子新婚燕尔时所唱的歌，描述了他婚姻的美满。首章明白告诉读者：媒妁是使两人好合的人。男女双方的结合，要有媒人从中料理，婚姻才得以成功。作者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道理就像做个斧柄那样简单明白，兴中有比，比喻浅显易懂。

　　诗的第二章赞美了新婚的妻子，但奇怪的是，一不赞其年轻貌美，二不言其和顺温柔，独独说“笾豆有践”，赞赏其善于料理祭祀宴飨事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男子很兴奋地看到，他的新婚妻子料理宴席祭祀有经验。封建社会里，娶妻是以祖宗“血食”、延绵家族为目的，因而理想的女人不是貌美、健康，能生儿育女，而是能够辅佐宴飨祭祀。“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国风·唐风·椒聊》）暗示这位女子的外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美女子。

　　诗中的男主人公满心欢喜因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他郑重提出“笾豆有践”这一点并因此而满心欢喜，宣布其婚姻的美满。认为只有懂得笾豆之事，才真正“宜其室家”。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法观念已经渗透到婚姻生活中，成为衡量爱情是否美满的准则了。

　　此诗从语义上分析，有两重意义，一是文本的表层语义，二是作为引申隐喻的深层语义。

　　从文本语义来说，《伐柯》以砍伐一支合适的斧头柄子作比喻，说男子找一个心目中的妻子，如斧头找一支合适的柄子一般，要有一定的方法程序，也要有媒人、迎亲礼等基本的安排。男子心中的得意，情绪的兴奋，都凝聚在这首自得自悦的欢歌中。在古代诗歌中，常以谐音示意。“斧”字谐“夫”字，柄子配斧头，喻妻子配丈夫。诗中所说“匪媒不得”“笾豆有践”，也是具体地写出古时娶妻的过程：媒人两家介绍牵线，最后双方同意，办了隆重的迎亲礼仪，妻子过门来。这是中国古代喜庆民俗的场景，也表示中国人对婚姻大事的严肃重视。

　　从引伸隐喻义来说，重点落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诗上。此处的伐柯，已经不是丈夫找妻子那样狭义的比喻，而是广义地比喻两种事物的协调关系：砍伐树枝做斧头柄，有斧与柄的协调关系；做其他事情，也有两方面的协调关系。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好的柄子配上好的斧头，那就不能背离基本的原则方法（“其则不远”）。如果砍下的枝条歪七扭八，过粗或过细，都不能插进斧头眼中，成为适手的斧柄。砍取斧柄，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那么，协调一件事物或一种活动的双方，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从具象的斧与柄的关系，上升到抽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有了广泛的意蕴，启示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按一定原则才能协调。后人常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表示有原则的协调关系，来引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就是从广义的比喻性来理解这两句诗的。

　　这首诗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强调“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为运动变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自内出者无匹不行”，或如阳明子所言“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心外求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面的中介只是“应”，“感”才是运动变化的主宰，或云“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整首诗是在阐述《易传》“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前半部分说“无平不陂”，后半部分说“无往不复”。

　　此诗歌者采取了设问的方式，从最浅显的比喻入手，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把娶妻必须行媒的道理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给人一种不可置疑的印象。诗意单纯明朗，语言朴素自然。在一问一答的陈述中，歌者那喜形于色的情态也跃然纸上。由于此诗说到娶妻要有媒妁之言，再加上“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后世遂以“伐柯”“伐柯人”称作媒人，称替人做媒为“作伐”“伐柯”“执柯”。

　　这首《永遇乐》是送茂嘉赴调。起头句掷地有声，仿佛一个家族精神的宣言。根据宋代的有关规定，地方官吏任期届满，都要进京听候调遣，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另予调遣时，都会升官使用。所以这是一件喜事，是一次愉快的分别。因为这是送同族兄弟出去做官，稼轩颇有感触，便说起他们辛家门的“千载家谱”。“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词的一开头就掮出家谱，说辛家门先辈们都是具有忠肝义胆的人物，而且他们都禀性刚直严肃，如“烈日秋霜”，令人可畏而又可敬。“烈日秋霜”，比喻风节刚直，如《新唐书·段秀实传赞》：“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词的开头三句“自报家门”，倒不是虚夸，而是有史为证的。辛氏是一个古老家族，传说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后为辛氏。商有辛甲，一代名臣，屡谏纣王，直言无畏。辛家世代刚烈正直，忠诚不阿，如酷暑烈日、寒秋严霜，烈日、严霜与“辛”之间的共通点触发了下文。“戏赋辛字”，从自己姓辛这一点大发感慨与议论，以妙趣横生的戏语出之，而又意味深长。辛氏的家族史被词人以“一笑君听取”后的三句话来概括，句句不离“辛”字。辛家人的功业都是艰辛创立的。其间饱尝悲苦，命运总是艰苦辛酸。在概括的基础上，稼轩又对“辛”字所包含的辛辣之意加以发挥，椒桂的辛辣让一般人不堪忍受，就像个性辛辣之人让人避而远之。这里，与其说是对辛氏家族成员个性的一般概括，不如说是词人的夫子自道。他才大气高、刚直不阿，容易与世龃龉，不为人所容，正是这样的个性导致了仕途坎坷、屡遭弹劾。

　　后句对家族历史命运的回顾自然引出下片与其他家族的比较，由其他家族的显赫引出官运、仕途的话题，进而回到词作送弟赴官的主题上。“芳甘浓美”因上片的“辛辣”而发，这一层表面的口感比较暗示了家族命运之迥异。看看别人世代显要、门第生辉，而这样的美事总轮不到辛家，自己就是一个仕途多舛的例证，所以希望就寄托在即将远行赴任的族弟身上了。唐人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云：“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轼苏辙兄弟读此诗很有感触。他们憧憬风雨夜兄弟对床而眠的生活，相约早日退隐，共享闲居之乐。作者用“对床”之典一方面流露出依依惜别的兄弟情谊，而另一方面却以一个坚决的“休忆”否定了对退隐、闲居的向往。光宗耀祖、改变家族命运的事业要靠远行之人来完成。他必须勇往直前，不能回顾流连。稼轩其他的送别之作多勉励人建功立业，匡救国家，而这一次至少从字面看是为光耀门楣。

　　“靴纹绉面”，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北宋田元均任三司使，请托人情者不绝于门，他深为厌恶，却又只好强装笑脸，虚与应酬。曾对人说：“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茂嘉赴调，稼轩祝贺他高升，自是送别词中应有之意。而用“靴纹绉面”之事，于祝辞里却有讽劝。实际上是说：官场有官场的一套，做大官就得扭曲辛家的刚直性格，那种逢人陪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呢。到头来也会后悔的。

　　全词就像在写兄弟二人在聊家常，气氛亲切、坦诚，语言风趣优美，从开头到结尾都在围绕姓氏谈天说地，把“辛”这一普通姓氏解说得淋漓尽致，寓化于谐，明显地表现出作者通过填词来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的这一进步倾向，这对于传统的词作来说，有点格格不入。但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尝试。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