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六句实写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后两句写自己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此诗视角独特,实写美妙之极,想象十分巧妙,且升华了诗的意境。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傍晚有傍晚的好处。此刻,岸边的田野村落,均为暮色苍茫所笼罩,显得既庄严又平和。再看那清澈的江流,碧蓝蓝的,被西沉的落日所笼罩,辉映得一片绚烂。此种景象,白天则未必能看得到了。起首两句,以袅袅“岸烟”、清清江流和红火火的“斜晖”,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春景;而且视野平远、色彩柔和,正适合诗人薄暮出游的悠然之情。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便画到近景了,诗人大约是扶轿出游的。当一乘轻轿沿曲曲林径缓缓而行时,狭窄的小径上,时有绿嫩的树枝当轿而出,需要轿夫们小心翼翼披枝向前。时有这鲜翠的疏影绿意映入轿帘,别有一番情趣。山野上还有低飞的春燕,大约以为轿中无人吧,不时飞来窥视上一眼;但当轿帘一动,它们便又疾飞而去,狡黠得很,这都是诗人那左顾右盼、时时掀帘探看的情态。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轿中赏景毕竟碍眼了些,诗人被那美好的暮景所吸引,于是出轿步行。悠然踏春,比轿中览观又多了几分乐趣:当你先走在桃红李白的路上,晚风吹过,便有翩翩落花飘坠脚前。它们竟是如此多情,仿佛要铺出一条缤纷的花路,以迎送诗人悠闲步履一般。接着来到清澄澄的水涧,当诗人蹒跚着踏过涧石时,流水中便照见自己衣衫飘拂的清影,如此逼真的情态,再高明的画手也勾勒不出来。“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两句,不仅绘景如画,且色彩浓淡相衬,将诗人披着一身晚霞,行经花径、水涧的缤纷、清丽之境,表现得轻灵、美妙之极。
身历其境的诗人,自然更飘飘然了。于是便引出了结尾两句奇想“流涧写行衣,何殊九枝盖”。八百里洞庭的美景,早已闻名;在这样背景上“薄暮”归来,颇令人沉醉。但诗人的思致还要“浪漫”些,他读过《楚辞》,知道屈原《湘夫人》描绘过“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往”、“九疑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神灵出没景象。而今,诗人却欣喜地感到,那缤纷的落花、照影的润水,伴送他衣衫飘拂的归来景象,宛然就与湘水神灵打着九枝车盖、从苍茫的洞庭湖畔归去无异。神幻的联想,把全诗带入了一个缥缈恍惚的奇境;而诗人,就这样消隐在春日薄暮的最后一片霞彩中。
此诗前六句为实景: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最后两句为虚写:诗人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这既是写美景,更是表达他的由衷喜悦,流露着他对春景的热爱。
此诗的头四句以陇上流水来映衬诗人的独身远行。“远行客”是诗人自称。诗人登上陇山之巅,想起乐府民歌《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歌辞中说的是非常相似的。“陇上分流水”既是写实,也是衬托作者只身远游的孤寂悲凉心情。据《三秦记》:“陇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诗的第三、四句运用顶真法紧承头两句而来:“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以流水不尽来比喻人的行程无尽。
诗的后四句是诗人以大丈夫自许,抒发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浅才通一命”,这里是指诗人即将就任的左饶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实际上这是幕府中重要的文职军官,地位仅仅次于判官。诗人称“浅才通一命”不过是谦词罢了。“孤剑适千里”,大有慷慨行侠的意味。《史记·淮阴侯列传》:“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结尾两句“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指明了诗人此番远行的原因。诗人并非不眷恋思念自己的故乡,他之所以离乡远行,全都是为了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呵。高适也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他对哥舒翰的荐举是非常感激的,当时世风,要作官除考试一途外,若无人荐举是作不成官的,因此高适说“从来感知己”。“感知己”也仅是表层的一面,深层的原因则是高适想借此荐举机会,入幕从戎,一展身手,实现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抱负。正是这种内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诗的后半部分昂扬的基调。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简洁的诗句表达了尽可能丰富的思想,诗中既有游子思乡的情思,又有仗剑戍边的豪情,既有报答知己的侠肝义胆,又有为国效力建功的雄心壮志,思想感情波澜起伏,曲折多变。从全诗的情感流动看,是先抑后扬,最后以昂扬的调子结束全篇,给人以奋发向上之感。胡应麟评说高适的五言古诗“意调高远”,“深婉有致”,由此诗可见一斑。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