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交代沙湖的地点及认识庞安常的机缘。因曰田到沙湖而得疾。于是至麻桥请庞安常治疗,这就得以认识了庞安常,引出了下层的记人。
第二层记人与写景。作者这里写与庞安常交谈很有情趣。在记庞安常时,作者能抓住人物主要特征:“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三句是具体说明安常颖悟过人的地方。由于耳聋了,听不到别人的话,但能从观察说话人的神情中了解对方话语的意思,然后用纸写出几个字来表示他听懂的内容,以求验证。这就照应了第一层的。“善医而聋”“遂往求疗”“余戏之” 的三句话,很风趣,说明作者与庞安常的亲密关系。“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承上启下,转入记游。这层景语不多,但一路有佳景: “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作者在众多景物中突出兰溪,在兰溪中又捕捉了溪水西流的特征,这是作者发抒情感的契机。
第三层引歌抒情。这首词调名是《浣溪沙》。词分上下两片。上片以写实之笔描绘了一场春雨后的景象。素以溪边多兰著称的兰溪,兰草已经长出短短的嫩芽,浸染誊溪水两岸。暮雨中杜鹃哀啼。这里作者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故景中寓情, 烘托了妻凉悲戚心境。词的下片,就流水西流来证明事物终归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可能,它再现了作者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不自悲、不气馁、不自暴自弃的进取精神。同时, 也是劝勉人们不要一味地在那里感叹“黄鸡催晓”,而要奋发有为。这就显示了他那“奋厉有当世志”的品格气质。
末句“剧饮而归”,以欢快作结。全文情、理、文兼胜,曰得益彰,随物赋形,无不如意。
前者以文叙事,说得简洁、生动,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颖悟绝人”的“异人”形象。后者以词说理,前片写景,画出暮春村野景象;后片纯作议论,且一反前人旧说,耐人寻味,而用语形象,能引人思。
清泉寺还与一位才异之人曰关,就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惟此三人(王、庞、苏)都是异常之人。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借“黄鸡催晓”叹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而苏轼却反其意而用之唱《浣溪沙》词,这是一种从容自信、旷达乐观的人生豪情,最后一起畅饮而后归。这种人生情怀也使本文具有了一种超然洒脱的韵致。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