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当时在新安郡（治所在今安徽歙县）。“孤舟相访至天涯”则指李穆的新安之行。“孤舟”江行，带有一种凄楚意味。“至天涯”形容行程之远，和途次之艰辛。不说“自天涯”而说“至天涯”，是作者站在行者角度，体贴他爱婿的心情，企盼与愉悦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了。李穆当时从桐江到新安江逆水行舟。这一带山环水绕，江流曲折，且因新安江上下游地势高低相差很大，多险滩，上水最难行。次句说“万转云山”，每一转折，都会使人产生快到目的地的猜想。而打听的结果，前面的路程总是出乎意料的远。“路更赊”，这三字是富于旅途生活实际感受的妙语。
刘长卿在前两句之中巧妙地隐括了李穆原唱的诗意，毫不著迹，运用入化。后两句则进而写主人盼客至的急切心情。这里仍未明言企盼、愉悦之意，而读者从诗句的含咀中自能意会。年长的岳父亲自打扫柴门迎接远方的来客，显得多么亲切，更使人感到他们翁婿间融洽的感情。“欲扫柴门”句使人联想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的名句，也表达了同样欣喜之情。末句以景结情，更见精彩，其含意极为丰富。“青苔黄叶满贫家”，既表明贫居无人登门，颇有寂寞之感，从而为客至而喜；同时又相当于“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的自谦。称“贫”之中流露出好客之情，十分真挚动人。
将杜甫七律《客至》与此诗比较一番是很有趣的。律诗篇幅倍于绝句，四联的起承转合比较定型化，宜于景语、情语参半的写法。杜诗就一半写景，一半抒情，把客至前的寂寞，客至的喜悦，主人的致歉与款待一一写出，意尽篇中。绝句体裁有天然限制，不能取同样手法，多融情入景。刘诗在客将至而未至时终篇，三四句法倒装（按理是“青苔黄叶满贫家”，才“欲扫柴门迎远客”），使末句以景结情，便饶有余味，可谓长于用短了。
宋征舆，与同乡陈子龙、李霁称“云间三子”。宋于陈去世那年（1647）即顺治四年，进士及第。宋之事清与隐匿之殉明，大相径庭，但并不妨碍他对朱明故国的缅怀和伤悼。这首词记录了在南京的见闻，浸润着宋征舆对故国衰亡的无限凄伤。
“春流半绕凤凰台”，起韵点明地点。“凤凰台”在南京秦淮河附近的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在古代，凤凰被视为祥瑞之物。李白曾有名作《登金陵凤凰台》，慨叹六朝繁华一去不返。宋征舆透支了李诗的一部分诗趣。“十年花月夜，泛金杯”，写往日的情景。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定都南京。朱元璋死，以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元年（1393），朱允炆四叔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设有职无权的六部。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成为起义军和后金攻击的目标，许多大官显宦南迁留都，于是南京又显现出短暂的病态的繁华。第二韵写的就是这个史实。句中的“泛”字，出语轻微，却勾勒出享乐于金陵的人们的醉生梦死的情态。
“玉箫呜咽画船开”，写现时的情景。古诗词里常用“吟”来描写玉箫的乐音，此处却用“呜咽”。未必是箫声凄伤，这在是因为宋征舆心绪凄伤的缘故。“清风起，移棹上秦淮”，一接触到“秦淮”，立即使人联想到杜牧的名作《泊秦淮》。杜牧是夜泊秦淮，宋征舆也是夜泊秦淮。杜牧辛辣地讽刺了南朝陈后主的荒淫误国，宋征舆却在词句中寄寓着故国衰亡的凄伤，当然，其中不无对不念国亡仍然享乐者的愤慨。
“客梦五更回”，宋征舆梦中思索些什么呢？“清砧迎塞雁，渡江来”，这句交待了此作的时令：秋风萧萧，塞雁南迁。由此可以推算，这首词是宋征舆由京外放福建布政使，途经南京时所作。
“景阳宫井断苍苔”，这一韵分明是造境。上征暂歇处分明是在秦淮，“客梦”之后怎会出现“景阳宫井”呢？借梦造境无疑。“景阳宫井”又名胭脂井，故址在今南京玄武湖西侧。据《陈书·后主纪》，祯明三年（589）隋兵攻占台城（今南京），后主闻兵至，与张妃丽华投此井。至夜，为隋兵所执。宋征舆引用“景阳宫井”的典故，分明是为了抒写故国衰亡的哀思。
“无人处，秋雨落宫槐”，景阳宫井已不见苍苔，景阳宫中也不见人迹，满目萧疏，一派荒凉，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润着寂寞的宫槐。在这充满凄伤的景象里，依稀可见宋征舆凄伤的形象。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这阕词中作者虽写他人的四时之事，实际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
此词本是以寓有四时景物为游戏的。然而于祖国，一片报效不得之忠心，却于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了出来。口里说是要用诗酒来打发生活，准备在花月丛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而实际却痛苦于种花的事业无人问，而惜花的心情也没有人知道。这“花”分明是有所指的。作为主战派的他们来说，大约也就是指他们统一的大业无人问，而徒有报效之热忱，竟是只有天知道了。“无人问”、“只天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比巨大的悲哀和寂寞。无怪乎他要笑云儿出去这么早，鸟儿归来这么迟，放着大事不干，如此匆匆，所为何来。结合上面的“种花事业”看，则这也就是那一些蝇营狗苟之辈，为自己的利禄而紧张忙碌得可笑罢了。这一“笑”字，写出了诗人多么高尚的情怀，也写出了诗人无比巨大的悲愤。
词是劝人，其实也是劝自己要放开一些的，殊不知它正告诉了人，他放不开。他本想用游戏三昧的笔墨来写得轻松一点的，谁知仍然满怀悲愤，指着秃子骂和尚了。刘熙载说苏东坡的诗“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艺概》）。大约好的诗词都是这样的，稼轩此词，亦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