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以春和月为题的不少。或咏春景而感怀,或望明月而生情思。此诗写春,不唯不从柳绿桃红之类的事物着笔,反借夜幕将这似乎最具有春天景色特点的事物遮掩起来,写月,也不细描其光影,不感叹其圆缺;而只是在夜色中调进半片月色,这样,夜色不至太浓,月色也不至太明,造成一种蒙胧而和谐的旋律。
此诗首揭“更深”二字,为以下景色的描绘确定了基调,也给全诗笼罩一种特殊氛围。“月色半人家”是“更深”二字的具体化,接下的一句“北斗阑干南斗斜”,是“更深”于夜空的征象,两句一起造成春夜的静穆,意境深邃。月光半照,是因为月轮西斜,诗以星斗阑干为映衬,这就构成两句之间的内在关联。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正是诗人全身心地去体察大自然的契机而得到的佳句。从虫介之微而知寒暖之候,说明诗人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的根柢。因此。这两句非一般人所能道。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固然说不出;便是生活在乡村,也并非人人都说得出来。今夜虫鸣,究竟是第一回还是第几回,谁去注意它,这须得有心人,还应该有一颗诗心。一个“新”字,饱含对乡村生活的深情,既是说清新,又有欣悦之意。
“春气暖”自“今夜”始,表明对节候变化十分敏感,“偏知”一语洋溢着自得之情。写隔窗听到虫声,用“透”。给人以生机勃发的力度感。窗纱的绿色,夜晚是看不出的。这绿意来自诗人内心的盎然春意。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诗人之所以不描写作为春天表征的鲜明的外在景观。而是借助深夜景色气氛来烘托诗的意境,就是因为这诗得之于诗人的内心。
诗人是以一颗纯净的心灵体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的。诗的前二句写景物,不着一丝春的色彩.却暗中关合春意,颇具蕴藉之致。第三句的“春气暖”。结句的“虫声”,“绿窗纱”互为映发。于是春意俱足。但这声与色,仍从“意”(感觉)中来。诗人并非唯从“虫声”才知道春气已暖,“春气暖”是诗人对“今夜”的细微感觉,而“虫声”只是与其感觉冥合的一个物候。因此,诗的意蕴是深厚的。构思的新颖别致,决定于感受的独特。唐代田园诗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也不乏名家。然而。能仿佛陶诗一二者并不多见。象本诗这样深得陶体真趣的。就更为寥寥。至于说本诗有无隐微之情的寄托,于字面无证,不好去穿凿。
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前三章是结构相似的重调,每章的前两句写花起兴,从“其叶湑兮”到“芸其黄矣”再到“或黄或白”,将花繁叶茂的盛景充分地表露出来,也由此烘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无比欢娱。
在首章,诗人并没有详写“我”所遇的“之子”的具体模样,而只写了自己的主观心理感受“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心中烦忧尽泻,充满欢乐。为了说明“之子”使得“我”如此欢悦的原因,此诗第二章给“之子”一个特写镜头,这个镜头没有对准他的面部,也没有对准他的眼睛,而是对准其服饰:“维其有章矣。”这样的叙述中渗透着赞美之情,因为服饰之美在先秦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现。至此,诗人仍觉不足,又将目光转向全景,在第三章写“之子”的车马之盛,“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十足风光,十分气派。如此一层一层推进,在形象的跳跃式叙述中显示出欢快的激情。
诗若就此打住,便显得情感过于浅直,而且缺少了雅诗中应有的那份平和与理性,于是诗第四章从节奏和用韵两方面都变得舒缓起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从左右两方面写君子无所不宜的品性和才能,有了这方面的歌唱,使得前面三章的赞美有了理性依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两句总括全篇,赞美君子表里如一、德容兼美的风貌,以平和安详作结。
整首诗以花起兴,赞颂人物之美,节奏变化有致,结构收束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且无阿谀之感,确是一首轻松欢快又不失稳当的雅诗。
苏轼的这首《和董传留别》可能不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而其中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广为传诵,原因就在于它经典地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学问的有效途径。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占有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常读书,日积月累就会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高雅、脱俗的气质。清代学者梁章钜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
就苏轼送别的这位朋友董传而言,“气”不应简单地指读书所带给人的儒雅之气,更指古代读书人所推崇的在面对人生的失意和困窘时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能“不改其乐”。王勃在人生落魄时高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董传身处贫穷,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可以从“囊空不办寻春马”一句看出。显然,苏轼对董传的人生态度还是非常欣赏的。在临别时送给朋友这一句,既是赞美,也是安慰。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阐明了读书与高雅气质的必然联系,凝练概括,深得读者喜爱。今天人们引用它来说明读书求知可以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高雅的气质。也用来赞美别人学问渊博、气度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