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两句写景，写诗人清晨刚醒来时的所见所闻。第一句诉诸视觉，诗人略开睡眼，扫视窗外，路上别无行人，田野亦无农夫，枝头没有啼鸟。第二句诉诸听觉，窗外既空，故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鸡鸣犬吠，只听得稀疏的晨雨淅淅沥沥，没完没了。这沉寂中的微弱之声，更反衬出苍茫大地的阒寂。孟浩然《春晓》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句，用鸟的争鸣来渲染户外春意闹的美好景象，让人领略无边的春意，无限的春情。柳诗的这开头两句，也是选取清晨醒来时刹那间的情感片段进行描写，通过视觉、听觉和想象，向读者透露出他的心迹，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境界，尤其一个“空”字，显示出诗人失意不平、人生无常的深切叹喟，表露了他那不安定的灵魂深处的苦闷，及其由于生命毫无意义慢慢耗蚀而产生的无穷幽怨。这样，就十分自然地把读者引向诗人此时孤独无凭、忧愤填膺的感情轨道。
三四两句，抒发人生易老、壮志难酬的忧怨。柳宗元滞留永州十年之久，既为贬徙之客，故屡遭排挤，除了写作，未供实职。如此优游岁月，简直是赋闲。这对于素有“济世人于水火，解生民于倒悬”襟抱的政治家来说，实在是一种无情的折磨和残酷的迫害。诗人深知宇宙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暂，也深知宏图之难展和事业之艰难，所以要急于摆脱这种“良游”的困境。但到头来还是潦倒落魄，不能不倍添悲伤，未老而先衰。“迟暮”一词，叹惋时光的流逝不返和时势的难以逆转，包蕴着诗人无限哀伤。
尽管如此，然而诗人并没有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民事国事纷至沓来，常常困扰于心，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可叹英雄无主，欲为而不能为，心中悲伤。矛盾不断地集结，不断地激烈碰撞，使诗人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万般无奈。一“惊”一“扰”，不知谁能领略个中滋味。
从诗的感情流向来看，沉郁哀怨越积越多，滔滔直下，大有决堤之势。不过，“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这结尾两句，语气顿时舒缓下来，诗人用自问自答以突出所要表达的意念：自宽自慰。但是，凡是忧伤的感情，如果用悲哀语气来表达，不一定能使人感到它的分量，而用与之正相反的豪迈旷达的口气说出来，却往往使人觉得非常沉重深刻。所以，这种自宽自慰，实则是自怨自愤，将全诗感情波涛推向了顶峰。
诗题《独觉》，暗含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之深意。“谁尽了”的一声长叹，唤起了读者对千古英雄的荣辱进退的沉思，感悟出“是非成败，万事皆空”的真谛。多少显赫一时的英雄人物在人类历史的长廊上，只不过是急匆匆的过客。因此，柳宗元能乐天安命，与世无争，先后在永州、柳州辛勤耕耘十五载，最后终老南荒，至今还深受人们景仰。
此诗是李白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滞留江夏时所作的一首自传体长诗（按此诗作年，王谱、詹谱、王增谱、安谱、郁本、安本作公元759年，黄谱、裴谱作公元760年）。诗人因受永王之败的牵连，被流放至夜郎，中途获上赦宥。此诗是在他被赦免后所作。在这个时候与韦良宰这样一个老朋友相见，李白的感慨当然是很深的。其中最强烈的莫过于他已由旧日的御前歌手沦为一个流犯，而对方已由一介平凡的知县成为名镇一方的主座了。其中一个首要缘由就是韦良宰在骚动变乱中作出了与李白不同的选择。面对老友，李白除了叙及他们的交往始末，着意向他诉说了本身的不幸与委屈，还告诉老朋友骚动变乱前自己北上幽州就是为了探察安禄山的虚实。这如同下面诠释入永王幕的缘故一样，也是为了消除老朋友的误会，表明自身在政治态度上的清白。
这是诗人写的最长一首抒情诗，诗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同韦良宰的交往为中心，尽情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慨。其中如“十月到幽州”之句所产生的歧义，作为一个大诗人，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一点。对于此只能作一种解释，这是诗人在事后有意造出的一种恍惚语境。他知道这首诗不只是写给这一个老朋友看的，他是有意向世人明示自己在乱世中的态度与先见之明。
此诗流传最广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两句。其意思是，像那刚出清水的芙蓉花，质朴明媚，毫无雕琢装饰，喻指文学作品要像芙蓉出水那样自然清新。雕饰：指文章雕琢。这两句诗赞美韦太守的文章自然清新，也表示了李白自己对诗歌的见解，主张纯美自然——这是李白推崇追求的文章风格，反对装饰雕琢。李白自己的作品也正是如此，后人经常引用这两句评价李白的作品。
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大雅·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
《商颂·殷武》这首诗的主旨，是通过高宗寝庙落成举行的祭典，极力颂扬殷高宗继承成汤的事业所建树的中兴业绩。
全诗共六章，一、四、五章每章六句，二、六章每章七句，三章五句。前五章写殷高宗武丁中兴之事，最后一章写高宗寝庙落成的情景。
这首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色，是各章都有它描写的侧重点。第一章言武丁伐楚之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二句，表现了武丁对楚用兵的勇猛神速。“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写出武丁的军队是在突破险阻中取得节节胜利。“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特别点明武丁之所以能征服荆楚之地，那是因为他是成汤的后世子孙，理应有所作为。第二章写武丁对荆楚的训诫。“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向）”二句，从荆楚所处的地理位置，指出它理应俯首听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是以成汤征服氐、羌的先例来告诫荆楚归服，可谓是“刚柔并举”。第三章只有五句，可能有脱文，是写四方诸侯来朝。说殷武丁秉承“天命”统治诸侯，因之诸侯入国朝见天子、在封地勤治农事，都是他们应尽的职守。第四章，进一步申述武丁是受“天命”的中兴之主，人民百姓只能安分守己，按商朝的政令行动。第五章，写商朝的国都西亳地处中心地带的盛况，这里曾是中兴之主殷武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地方，故特别用“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两句诗来渲染它，而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说他“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并不过分。末章描写修建高宗寝庙的情景，用“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两句诗作比兴，不但形象生动，而且有象征意义，象征殷武丁的中兴业绩垂之不朽。
这首诗在用韵上也有其特色。第一章句句用韵，“武”“楚”“阻”“旅”“所”“绪”同叶鱼部韵；第二章除“维女荆楚”一句不用韵，其余句句用韵，“乡”“汤”“羌”“享”“王”“常”同叶阳部韵；第三章句句用韵，“辟”“绩”“辟”“适（谪）”“解（懈）”是锡支通韵；第四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监”“严”“滥”“遑”是谈阳合韵，“国”“福”叶职部韵；第五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翼”“极”叶职部韵，“声”“灵”“宁”“生”叶耕部韵；最后一章句句用韵，“山”“丸”“迁”“虔”“梃”“闲”“安”叶元部韵。由于末章用元韵一韵到底，颇能渲染出宗庙落成的喜庆气氛。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