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月光如水，残菊傍疏篱，落叶飘零，塞鸿急飞，秋深夜静，寒气袭人，惟见诗人凝神遐思。此诗氛围清冷寂静，色彩皎洁幽丽，韵味清新隽永，通俗浅显，平易近人。《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此诗就是如此。　

　　所谓浅，就是浅显通俗，琅琅上口，不饰典故，不用奥语；所谓淡，就是轻轻入之，淡淡出之，不着浓彩，不用艳词；所谓清，就是气氛爽利，清新明朗，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所谓丽，就是容光焕发，天真纯净，文采斐然，姿容秀美。首联写宽广的碧空中，高悬着一轮明月，皎洁华美，静寂无声，把读者带入一个浩渺无垠、明媚清朗、宁静深邃的境界中。

　　月下凝思，遥视太空，悠然神往，不禁寂从中来，忧思萦怀，然而对月无言，惟有形影相吊而已。在这里，诗人勾勒出了寂寞孤独的心境。这种心境与静谧的月夜在基调上是非常吻和的。颔联写菊花开放，论常理，秋菊独傲霜雪，孤芳孑立；但此时却是残菊花开，还依傍着稀疏的篱笆，可见凋谢之期已不远了。

　　然而，尚可支撑些时日，至于衰老的梧桐，却已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叶子已纷纷凋零，飘落在寒井之上了。这里，以花开对叶下，残菊对衰桐，傍疏篱对落寒井，更渲染出一种凄寂寒冷的气氛。虽系写景，却暗寄着愁情，且与首联写的 愁字相呼应。颈联由植物转入写动物。塞外飞鸿，为了躲避寒冷的侵袭，疾速地飞过长空，由北向南，感到晚秋已尽；由于昼短夜长，邻居的鸡啼也推迟了。这里，以塞鸿飞急对邻鸡鸣迟，以觉秋尽对知夜永，以反衬晚秋夜的寒冷，从而把诗情深化到一个更新的境界。尾联又回到写人上来。这就是首联所写的愁人，他凝情不语，寂寞凄清。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萧瑟的秋风，阵阵吹来，拂在白露上，冷气袭人，衣不胜寒！全诗流畅爽口，通脱雅致，清淡幽丽，宁静悠远。

　　俗与雅，没有明确界限，而是相反相成的。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方为上乘。黄庭坚强调过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 （《文章辨体序说》）。而化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唐代诗评家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将元稹看成是上入室者，而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即将元、白都视为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诗人。可见雅，并不排斥通俗的。至纯的雅，往往古奥、凝重，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无俗的外形，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

　　因为它已非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一般的俗。《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

　　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诗的开头四句写芦管的产地及其声音特色。前两句在点明芦管来历的同时，勾划出九月深秋、芦叶遍地、辽东小儿采芦管的风俗画；后两句则写芦管声的清悲，并以“风飘海头满”来加以渲染；芦管的清悲，透露出边地的凄清和悲凉，以苍凉气氛引起全诗。诗的次四句承开头继续写芦管声音的凄清悲凉。前两句用萧索的海树、下霜的天空和苍苍的月色构成凄凉的边地景象来衬托芦管声调的凄清悲凉，后两句则又以远离乡土、久戍边地的士卒们的心情来陪衬芦管声调的凄清悲凉。以上八句通过边地景物的烘托，人物心情的陪衬来写芦管声调“清且悲”的特色。

　　以下十二句写裴将军宅中酒宴之间吹奏芦管。前四句先点出“辽东将军长安宅”这一地点及高堂美女、佳宾满座的环境，然后以“啾飕”、“窈窕”形容芦管声调之美妙，井与洞箫、横笛比较来突出其美妙。宴中之人只觉其动听，而不觉其清悲，与上文比较，已另是一副笔调。次四句接上文仍以时间为线索，进一步描绘芦管声调之巧：不仅使《折杨柳》、《落梅花》等名曲为之逊色，而且使陌上杨柳、园中梅花为之惊动，诗人巧妙地运用双关手法，把对曲调的描写与对景物的想象结合起来，既构成优美的意境，又突出了芦管曲调的无与伦比。诗的最后四句仍以时间为线索，写更阑人静，而宾主都没满足，在人们的这种反映中进一步突出芦管音调之动人。芦管在无休无止地吹下去，诗歌也就在这种无休无止的芦管声调中结束。

　　这首诗写芦管，分两方面来写。前幅八句与的是海树萧条、严霜满天、月色苍苍那样一个边地环境中的芦管声，其声凄清悲凉，传达的是戍边战士的忧愁；后幅十二句写的是珠帘高卷、红烛罗列、佳宾满座那样一个将军宅地中的芦管声，其声美妙精巧，传达的是将军高官们的欢娱。辽东戍边是无止无休的，宅中酒宴也是无止无体的，二者通过“芦管”贯穿起来而又在客观上形成鲜明对照。辽东将军而于长安宅中作乐，洞箫、横笛听得腻了，边地的芦管便成了他们最为新巧别致的助酒之物，讽刺之意是富于笔端的。这首诗前半写芦管声，而以边地景物来烘托，以言其“清且悲”；后半写芦管声，而以“会佳客”、“客未回”、“听未足”为线索，以芦管与箫、笛之类乐器，与《折杨柳》、《落梅花》之类乐曲比较并以对景物的想象来渲染，以言其“窈窕”精巧，手法是很高明的。全诗深宏阔大，波澜起伏，意境深远苍凉与清幽婉秀叠用交错。

　　陆凯这首诗不过二十个字，却包含无限的诗趣和感情。当陆凯怀念范晔的时候，为了表达高洁与纯挚的感情，特地折取一枝梅花，托传递书物的信使带给 范晔，所谓陇头人，因为范晔时在陕西长安，陇山在陕西陇县，所以用陇头人以代。不言而喻，陆凯折花遥赠之地是江南，江南的梅花是驰名于世的。隐居西湖的林逋有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正是江南梅花神韵的写照。江南是文物之邦，物丰文萃，但陆凯认为别的礼物不足以表达他对范晔的情感，所以说江南没有什么可贵的东西堪以相赠，唯有先春而至为报春讯的梅花是最适当的，因而遥遥千里，以寄思慕之情，而梅花也象征他们之间的崇高友谊。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写到了诗人与友人远离千里，难以聚首，只能凭驿使来往互递问候。“逢驿使”的“逢”字说明不期然而遇见了驿使，由驿使而联想到友人，于是寄梅问候，体现了对朋友的殷殷挂念，使全诗充满着天机自然之趣。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则在淡淡致意中透出深深祝福。江南不仅不是一无所有，有的正是诗人的诚挚情怀，而这一切，全凝聚在小小的一枝梅花上。由此可见，诗人的情趣是多么高雅， 想象是多么丰富。 “一枝春”，是借代的手法，以一代全，象征春天的来临，也隐含着对相聚时刻的期待。联想友人睹物思人，一定能明了诗人的慧心。

　　艺术特色方面，诗中“一枝春”描写到眼前仿佛出现了春光明媚，春到江南，梅绽枝头的美好图景。梅花是江南报春之花，折梅寄友，礼轻情义重，它带给远方朋友的是江南春天的浓浓气息，是迎春吐艳的美好祝愿，也是诗人与远方挚友同享春意的最好表达。

　　这首诗构思精巧，清晰自然，富有情趣。用字虽然简单，细细品之，春的生机及情意如现眼前。它的艺术美在于朴素、自然而又借物寄喻，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环境，把怀友的感情，通过一种为世公认具有高洁情操的梅花表达出来，把抽象的感情与形象的梅花结为一体了。

　　上片写少女怀春。词的开头三句“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翠帘不卷春深”，写故事发生地，点和季节，生动地描绘了太湖之滨的江南景色。接着词人以“一寸横波，断肠人在楼阴”两句展示她一见钟情，而又无从诉说的心态，她独处楼阴，心事无人理解，而又羞于表露，不免黯然伤神，低回肠断。然而这里揭示的，还只是这位少女初步的心态，下文两句乃作深层的展露。“游丝不系羊车住，倩何人、传语青禽”，“羊车”，词人用这两个典故，表明这位少女陷身于不能自拔的眷恋。游丝既系不住那人所乘的车子，也无法请人用青禽为她传情表意。她的怅惘之情，只有埋藏在深沉的苦闷之中，内心世界无由吐露，“最难禁，倚遍雕阑，梦遍罗衾”她最难忍受的是叶元礼离去之后，便是望穿双眼，日思夜梦，都见不到那人的影子，日复一日，长期的单恋，终至一病不起，魂归离恨之天。

　　下片写叶元礼还情，换头“重来正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写叶元礼复见少女之时，少女已玉体冰凉，香魂风散。这里的“朝云”、“明珠”、“紫玉”，均为极富传奇色彩的形象，用来比喻殉情的少女，十分贴切，同时也为叶元礼抒写了对少女深切的悼念之情。下一韵“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桃花两度，崔护喜结良缘；而叶元礼，“复过其门”，见到的却是女不瞑目的少女，个中的巨大苦痛，实在震撼人心。“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红心”，一“怕”一“盼”，用笔极尽曲致之妙，写尽叶元礼对少女的一片深情。叶元礼希望长堤附近凡触目处都是红心草，以寄托他对少女难已的哀思，这“草尽红心”的愿望能否变为现实不得而知，故尔只能愁苦地吟唱“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这刻画明皇贵妃生女恋情的名句被朱彝尊化为“碧落黄泉，两处谁寻”。而且词句与白诗原句的情思也完全一致。

　　这首词用典圆熟，其中许多典故被融在词句之中，非明指不见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