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

　　作者以“钓徒”自况，孤身一人，终年出没于烟水浩淼间，然此亦寻常事矣。头两句写处境之艰窘险恶，但也隐含着“世路如今已惯”的意思，“寻常”二字，或许多少有一点自得。然而深宵酒醒，发现连一个可以挣饭吃的地方也找不到了。诗到最后，不免怆然有怀。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从字面上看似乎有点消极。这里“荒村钓徒”是作者鲁迅的自况，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位“战士”而是一位“隐者”的形象。身在山水之间，心在江湖之上，以钓为乐，远避尘世，这种人没有什么积极于人世可言。然而，仔细推敲，作者鲁迅这里虽以“钓徒”自况，但在第一句看似轻松自然地写了一句“烟水寻常事”，对这一句可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句旨在说明，他是一位久经风浪，见过世面，敢于“直面人生”的战士。他对风波的险恶不但毫不畏惧，而且已经习惯，可谓是“大风浪里好行船”的水手，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钓者”。在这里，“荒村钓徒”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代号。即使从字面意思上也说明：在军阀当局的迫害下，危机四伏，荆棘遍地，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和袭击，作者鲁迅只能像一个飘泊江湖的渔夫，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也不以为然，只把它当成正常的情况。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是这首诗的重点。这两句诗，含意十分丰富，感情也十分沉重，表现出作者因军阀当局的迫害而生的悲愤就像飘泊于江湖的渔人，深宵酒醒，江水连天，四处茫茫，既寻不到一张栖身的蒲席，也找不到一点充饥的菰米，“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衬托出艰苦困顿的处境，作者鲁迅这里也没有表现出一种消极无奈的情绪，因在前两句诗中，他已经说出了自己对险恶处境十分习惯，并不会被困难和险恶吓倒，这里之所以再一次强调自己所处的境地，更多的还是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形象鲜明，意境幽远。全诗短短数句，即有简练明晰的印象，眼前就像展现一幅烟水垂钓图，甚至有如身历其境的感觉，将各种景象完全融化在一起。诗中并无激烈慷慨之语，但诗的后面汹涌着澎湃的激情，有不尽的想象，不尽的思索。全诗比喻都是明喻（如“烟水”、“钓徒”、“深宵”、“菰蒲”等），却又十分含蓄，“明”和“隐”，“含”和“露”，矛盾统一，紧密结合，反而相得益彰。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这是一首写“床前帐”的咏物诗。诗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那架随风翩翩而动的帷帐，在床前已经挂了很久。它是诗人的嫁妆之一，当年，带着它来到夫家，如今，又要带着它回到娘家。把它解下来收藏在箱子里，不知何时还能再度挂起?

　　语气极为平淡，自然道来，不假任何雕饰，却达成了一个情意浓厚的境界。卧室之内，心情凄苦至极的诗人，对着相伴她多年的帷帐呆呆地凝视着。这是一架华丽的帷帐，它那翩翩的动态，勾起了诗人无限的回忆。二十多年来，在这用作遮掩的帷帐之内，包孕了多少爱情蜜意！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如今，主人再也不需要它了。“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仿佛帷帐成了知己，诗人对它絮絮叙说着衷曲，叙说着今与昔的一切。然而这些又有何用！抛开这割不断的思绪，赶快收拾行装吧！解下帷帐仔细地叠好，连同那二十多年的情与意一并锁入了箱子里。此刻，诗人又禁不住叹息着：它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被挂起来呢？

　　乍看起来，诗人是写对帷帐的深深同情，“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对帷帐的命运充满了忧虑。而细细想开来，这种同情与忧虑不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吗？自己青春年华已逝，这时被丈夫抛弃，何时能得到欢乐？又到哪里去寻找欢乐？因此，诗人只能自我哀怨，借咏叹帷帐来寄托自己遭遇的不幸。

　　全诗运用了比兴手法，以不再被用的帷帐，象征被丈夫抛弃的诗人自己，以怨而不怒的笔调，借咏床前帷帐揭示自己的爱情悲剧，不失为一篇佳作。

　　这首诗开头两句列举了古代两位著名刺客高渐离、专诸的事迹；第三句赞扬了这两名刺客的豪壮义气：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末句阐明了这些壮士、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死观，用司马迁的话，说明为知己而死，死得其所。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观点明确，慷慨激昂。

　　此诗起句“燕南壮士”，指高渐离；“吴门豪”指专诸。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他们是壮士，他们有豪情。这两个词语的搭配，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里“燕南”和“吴门”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所以称“吴门”；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瞋目，怒发冲冠，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易水在燕之南界，因此称“燕南”。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无处不在。

　　“筑中置铅鱼隐刀”句，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是通过这两件惊天动地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事而被历史所确认。这两句诗各以对称排比的结构相连接，重新唤起读者对这两位侠士的向往与崇敬。

　　“感君恩重许君命”句是全诗的主旨，是诗人要着重表达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诗人指出高渐离、专诸之所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命相许是为了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因此，这里的“恩”，不是“恩惠”，不是珍宝珠玉、车骑美女等物质的赐予，而是一种超越功利计较的“知遇之恩”，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人格的尊重。这里的“许”，也不单是“报答”，更不是人身依附，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格力量的自我完成。

　　最后一句“太山一掷轻鸿毛”化用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指出生命应该像“泰山”那样重，而不能像“鸿毛”那样轻。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李白读《刺客列传》后所作的咏史诗；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顿悟生命价值即兴抒发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