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白胡桃，一种普通果物，而在“诗仙”李白笔下，竟是那样冰清玉洁，那样的灵秀剔透。这首咏物小诗的开首两句就很不一般：“红罗袖中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这里，诗人从五颜六色中挑出红、白两色作底色，来衬托白胡桃的洁白无瑕你看，将它藏在红罗袖中．红白分明，欲掩却露；将它放在白玉盘上，桃盘一色，欲显却隐。这里用一个“见”字，一个“无”字，两相对比，不仅描绘出了胡桃的色泽，更赋予它活泼与顽皮。这个白色的果物像个小精灵，它以红罗为伴时，突显着自己；而当它滚动到白玉盘中时，却又好像消逝了。以上两句，本来就生动得叫人感到白胡桃在和人捉迷藏，可紧接着的两句，诗人又把一幅写意诗画升华到最高境界：“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精珠。”这里以珠宝比喻胡桃，极言了胡桃的晶莹，同时，诗人发挥了自己的奇特想像，给小小的白胡桃罩上了一层虚幻迷离的色彩：难怪它白得那样纯正，那样透灵，却原来它久缀于老僧的腕上，长听经文念诵，长受佛家香火，哪里还会不白？哪里还会不清?在这种氛围中，让人不得不下功夫去分辨：此物究竟是普通的胡桃，还是珠宝？这种“似是而非”，实在是不可胜收的朦胧美！诗中“疑”字本身说明它不是真的，让读者有更好的想象空间，承上启下，为下文做了铺垫，此诗语言平实，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
白胡桃本是一种俗物，可一经大诗人李白的神笔点化，它却变得如珠似玉、高贵华美了!诗人那瑰丽奇特的“诗心”和那“点石成金”的生花妙笔，那状物却不滞于物、绘形而不囿于形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首小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总之，这首诗虽无深意，但设想奇特，行文通俗且美妙，把白胡桃的形象描绘得生动而有趣。
二妃，即虞舜的两个妃子娥皇与女英。相传虞舜巡视南方，中途死于苍梧之野，遂葬在九嶷山。娥皇、女英起先没有随行，后来追到洞庭、湘水地区，得悉舜已去世，便南望痛哭，投水而殉。后人为祭祀她俩，特于湘水之侧建立了二妃庙(又称黄陵庙)。《方舆胜览》云:“黄陵庙在潭州湘阴北九十里。”这首诗歌颂了娥皇与女英对爱情的执著与忠贞不渝。
起句“朝云乱人目”乃是诗人登上二妃庙所见之景。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天边呈现出迷人的光彩，片片云霞犹如簇簇花团，奇诡变幻令人目不暇接。在“朝云”中，还含有宋玉《高唐赋》“旦为行云”之意，暗示了诗与男女之情有关。面对这一幅灿烂的晨景，诗人顿发奇想：这大概是“帝女湘川宿”的缘故吧。帝女，即指娥皇与女英，因她们是古帝唐尧的女儿，故有是称。这开端两句，诗人将奇丽的景致与奇特的传说结合起来，给全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下子就攫住了读者的心。
“折菡巫山下，采荇洞庭腹”两句承“帝女”而来，写二妃对舜的那一份迷恋眷念之情。她俩或折菡萏于巫山之下，或采荇菜于洞庭之中，既以慰解缠绵不尽的相思，亦以表达对夫妇合好的向往。菡，即荷花，荷花之实为莲子，莲子谐音为“怜子”,故被古人视作多情之物。荇，生在水上的一种植物,《诗经·周南·关雎》云:“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所以荇菜也是淑女的代称。巫山、洞庭，自古便是相思之地，诗人遥想二妃追赶舜到达此地，念及将与他团聚欢会，心中正是万般喜悦。那莲子和荇菜，不正代表了她们盼望得到夫君爱怜的心声吗？
“故以轻薄好，千里命舻舳”，这二句是追述，把二妃的深情再深写了一步。折菡采荇，这一番痴情已足令人感叹了，但更令人感动的是，她们这番前来，是千里迢迢、从风波浪尖中闯过来的。轻薄，原是放荡之意，但这里是说二妃追赶夫君的意志十分坚决、一旦决定就不可收回。舻舳，船头船尾，这里代指船。二句中值得注目的是一个“故”字，有此一字，便足见得这两位弱女子的千里远行，是完全自愿的，也是完全知道前程险难的，唯因如此，她们的举动也更加感人至深了。
怀着如此的痴情，经过了如此的艰程，终于与夫君相去不远了。然而，等待她们的又是什么呢？“何事非相思，江上葳蕤竹”,在诗的结尾，诗人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继续在这个古老传说中沉浸下去，而是笔锋呼应首联，又转回到现实中来。站在二妃庙前，诗人向四周举目远望，只见眼前的景物似乎都弥漫着一层二妃对舜的相思之情，尤其是江边一片片的翠竹，枝干斑斑点点，仿佛是浸透了二妃的相思之泪。葳蕤，纷多貌。据《述异记》记载，二妃在湘水之旁痛哭舜亡，泪下沾竹，竹纹悉为之斑，故湘竹又称湘妃竹。最后一句，诗人没有直说二妃的殉情，而是采用了以景结情的手法，把情渗透到景中，以泪竹披纷无限的画面，来透露二妃永无穷止的情思、绵绵不尽的长恨，以及自己对二妃不幸遭遇的感伤，使全诗起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
这首登临凭吊之作，将动人的传说、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心情熔于一炉，情思绵邈深挚，笔调清雅明畅，特别是结尾的截情入景，使全诗显得空灵含蓄，当真是神来之妙笔。篇末有此奇峰，全诗的意境亦为之拓深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