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侧重写任运自然的洒脱心情。诗人的踪迹遍布南北，宦游四方，而今已近老境，鬓发斑白，“鬓将华”是说两鬓将花白了。“数亩荒池”就是前一首诗所说的 “小池塘”，因为人迹罕至，任其自然，所以称为“荒池”。秋天的塘水格外澄净，更加烘衬了宁静的氛围。

　　“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诗人在驿舍闲住，忘却世事忧烦，以此为家。这里表现出禅的思想方法对诗人人生态度的深刻影响。禅宗破除拘执束缚，随遇而安，心中不耿耿于忧患得失。其思想基础，在于 “佛性遍于一切有情”甚至 “遍于一切无情”。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只要自身佛性开解，那便无往而非佛了。因此，禅给人的影响是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放达自适，随遇而安，是悟禅之人的生活样态。唐代大诗人王维深契禅之 “三昧”，他的两句名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便是这种态度的诗意表现。苏轼的 《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未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精神内涵上与这首诗一致。“此生随处便为家”，是映现着禅的印痕的。

　　这首诗引用了两个民间传说，一是民间传说珍珠的育成与月的盈亏有关，月圆之时蚌则孕珠；二是民间传说月由七宝合成，人间常有八万二千户给它修治。这样借传说咏月，又为中秋之月增添了神话的色彩，使中秋之月更为迷人。

　　铁瓮城高耸入云，邻近青天，百尺高的望海楼好像飞上了铁瓮城与青天相连。挥毫赋诗时江水携带着涛声流到了笔下，不禁想起了三峡，举杯豪饮时点点帆影映入了酒杯，令人思念六朝。一阵阵号角声好像催促太阳落山，江面上无缘无故升腾起白色雾气。坎坷的往事忽然涌上心头，哪里的景色能让我赏心悦目呢？不论面对春风还是面对秋月，我的心头却感到茫然。

　　此赋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脱离长杨之猎而议论，以汉高祖的为民请命、汉文帝的节俭守成、汉武帝的解除边患来显示出汉成帝的背离祖宗和不顾养民之道。全赋仿效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在结构和遣词用句上无不则其步趋、祖其音节，可谓神形俱是，但在命意、文章的气势以及意境上又大不相同，脱胎而出又自成新意，以田猎为构架来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讽刺了汉成帝的荒淫奢丽。

　　在内容上，此赋变《羽猎赋》的“序以议论，赋用叙事”为“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并运用了一种论点明确、意在辞先的罕见的作赋方法：在赋的序言中，作者便揭通过露了君王狩猎而“农不得收敛”的事实明确了全篇的讽谏立意。因此题材虽是田猎，但全文几乎未涉及田猎的本身，更不及对盛况的铺叙和及于对“盛德”的歌颂，赋的正文先通过子墨客卿之口质疑，揭示了校猎前期准备活动劳民伤农：“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勤至矣，而功不图。”揭露了君王这一“岂为民乎哉”的行为动用农民、军队，大肆围猎，影响生产的事实，十分尖锐地提出君王应以“养民”为准则、 “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

　　接下来，翰林主人的答辩委婉而具深意，没有就对方的质疑作正面的“解惑”，而是逐层叙述了以往三世先皇德泽在民的前功往烈：汉高祖历艰除暴，创业垂统；汉文帝险约守成，恢弘治绩；汉武帝平息边患，扩展威德。这都是为国为民，也获得了国宁民康的效验。其中，“其后，熏粥为虐。……金革之患“一段描写的是武帝时期的武功，虽然作者没亲眼见过卫青、霍去病兽征的场面，但这段却以文学上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青、霍去病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

　　在逐层叙述了以三世先皇的前功往烈中，作者借翰林主人之口，假驳斥子墨客卿为名，以历代君王的行为为论据，一方面为了说明应法祖而治国，即治国要以文武之道，君王应该做到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则为了说明崇武也是必需的，但武功是在特定环境中才应用的。双管齐下，含蓄地表达了对汉成帝荒淫畋猎的不满。赋随后切入汉成帝这次大校猎本身，说这是为了习练武备而安排的暂时活动，皇帝是有所警惕的，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昌盛安宁的大治局面。很明显，这里作者只是表面上颂扬武功，甚至打出“胡人获我禽兽，竞不知我亦获其王侯”的招牌，而其实质还是非难而进行讽谏。只是手法上巧妙婉转一点，文意上也显得曲折起伏，耐人寻味。

　　综而观之，全赋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通过隐晦曲折的手法在歌颂汉皇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的同时蕴含讽谏，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乐而滥用民力，荒误农工的荒唐行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进步正直的一面显示了作者作为辞赋家的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作者作为议论家的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

　　在艺术结构与表现手法上，此赋中史实可以征信，辞藻使用得比较恰切，词旨分明，语言精炼，作者的意旨表达得晓畅深刻，颇具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