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关情”,指的是哪怕是隐居山中或是浪迹江湖寄此余生,都不能忘却魂牵梦绕的乡关之情。当然,这“山中江上”也代指江南的青山绿水,在那里有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画舟横笛,酒旗招摇,家乡的一草一木总让诗人牵挂着哩。“总关情”指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乡关之思的落脚点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传达的是诗人那种无法排遣的乡愁。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竟然会埋怨起那绕屋而长的高高松树身上来了。绕屋的松树长而高,表明诗人居京师此屋已多年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岁月的流逝更加重诗人乡思的凝重。不仅如此,这松树又毫无理由的总是迎风发声,诗人每每听来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的雨声里。
“尽把风声作雨声”的不是松,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这种错觉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诗人愁情的深植与难以驱除。诗人不仅对江南的江山景物关情,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入耳作声都会使他联想到江南的江涛雨声。可见诗人的乡关之思已使他进入痴迷的状态,成了他的心病。“尽把风声作雨声”也是诗人的愤激之语,独坐而思又难解乡愁之时,就连呜咽的松风也被牵连进来,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题为《院中独坐》,含有深刻的孤独和寂寞的意思,他的这种乡关之思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所藏的家国意识,故借院中的松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诗人李白有《独坐敬亭山》一诗,是借孤云寄托自己的孤独,虞集《院中独坐》亦从松风中找到寄托的对象,并从风声的倾听中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其内心的痛楚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故土家园意识,从而传达出“独坐”的神髓。
此诗前六句实写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后两句写自己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此诗视角独特,实写美妙之极,想象十分巧妙,且升华了诗的意境。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傍晚有傍晚的好处。此刻,岸边的田野村落,均为暮色苍茫所笼罩,显得既庄严又平和。再看那清澈的江流,碧蓝蓝的,被西沉的落日所笼罩,辉映得一片绚烂。此种景象,白天则未必能看得到了。起首两句,以袅袅“岸烟”、清清江流和红火火的“斜晖”,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春景;而且视野平远、色彩柔和,正适合诗人薄暮出游的悠然之情。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便画到近景了,诗人大约是扶轿出游的。当一乘轻轿沿曲曲林径缓缓而行时,狭窄的小径上,时有绿嫩的树枝当轿而出,需要轿夫们小心翼翼披枝向前。时有这鲜翠的疏影绿意映入轿帘,别有一番情趣。山野上还有低飞的春燕,大约以为轿中无人吧,不时飞来窥视上一眼;但当轿帘一动,它们便又疾飞而去,狡黠得很,这都是诗人那左顾右盼、时时掀帘探看的情态。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轿中赏景毕竟碍眼了些,诗人被那美好的暮景所吸引,于是出轿步行。悠然踏春,比轿中览观又多了几分乐趣:当你先走在桃红李白的路上,晚风吹过,便有翩翩落花飘坠脚前。它们竟是如此多情,仿佛要铺出一条缤纷的花路,以迎送诗人悠闲步履一般。接着来到清澄澄的水涧,当诗人蹒跚着踏过涧石时,流水中便照见自己衣衫飘拂的清影,如此逼真的情态,再高明的画手也勾勒不出来。“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两句,不仅绘景如画,且色彩浓淡相衬,将诗人披着一身晚霞,行经花径、水涧的缤纷、清丽之境,表现得轻灵、美妙之极。
身历其境的诗人,自然更飘飘然了。于是便引出了结尾两句奇想“流涧写行衣,何殊九枝盖”。八百里洞庭的美景,早已闻名;在这样背景上“薄暮”归来,颇令人沉醉。但诗人的思致还要“浪漫”些,他读过《楚辞》,知道屈原《湘夫人》描绘过“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往”、“九疑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神灵出没景象。而今,诗人却欣喜地感到,那缤纷的落花、照影的润水,伴送他衣衫飘拂的归来景象,宛然就与湘水神灵打着九枝车盖、从苍茫的洞庭湖畔归去无异。神幻的联想,把全诗带入了一个缥缈恍惚的奇境;而诗人,就这样消隐在春日薄暮的最后一片霞彩中。
此诗前六句为实景: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最后两句为虚写:诗人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这既是写美景,更是表达他的由衷喜悦,流露着他对春景的热爱。
这首诗是诗人休官回到故乡苏州石湖别墅时的作品,诗中写出了家乡秀丽的自然景色,流露了对家乡的喜爱心情。全诗不事雕琢,清新自然。
首联“晓雾朝暾绀碧烘,横塘西岸越城东”中的“横塘”在苏州城外。贺铸有词云“凌波不过横塘路”。“越城东”指的也就是石湖了。这两句诗是说当诗人回到越城东边的石湖时,初升的太阳透过晓雾照在横塘西岸的自己身上。青绿色的林雾烘托了深红色旭日,真是像画一样美丽。两句诗看似不经意的写景点出回来时的时间和石湖的地理位置,的确是大手笔所为。
颔联“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两句非常简单明了。色调也很是明朗清快。对仗也很工整。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稻子在这个时节不但长得很高了并且已经开花了,行人们从田间走过只能看到他们的上半身。池塘里菱叶丛中有一只白鹭还懒洋洋的浮在水中不肯动,好像昨天没睡够似的。
前四句先写夏天早晨的景象,色彩绚丽;接着点明石湖方位所在;然后写田野和水塘景象,对仗工整,富有表现力。这四句虽是客观写景,但从中可领略诗人开朗喜悦的心情。
颈联“信脚自能知旧路,惊心时复认邻翁”这两句出现了不和谐。律诗的颔联、颈联要求必须对仗。这里“自能”和“时复”就不能对。但是正如《红楼梦》中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所说的,有了奇句子就不管他是否必须对仗工整了。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诗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信步朝家里走去,奇怪的是自己本身就能走着旧路,好像是离开这儿才不久似的。可当走到家门口,看到一位老丈好一会儿才认出那是他的邻居时他又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无情流逝。“朝如青丝暮成雪”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首诗的感情变化就是从此联开始的,更确切的是从“惊心时复认邻翁”这句变化的。诗中正面点出题中“初归”二字的就是这两句。路是旧时认识的,信步走去也不会走错;几次碰见老人,仔细辨认,吃惊地发现他们原来是他的邻居。这两句写初归感受十分真切。
尾联“当时手种斜桥柳,无数鸣蜩翠扫空”两句也是明白如话。这两句进一步延续了上一联变了的情感,也使全诗变得的千转柔肠,耐人寻味。意思是说回到家里,已经和记忆中的家不一样了。当年亲手栽种的斜桥柳,如今已长得高大茂盛,无数的鸣蝉在上面。全诗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对事实变迁的感慨却溢于言表,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思绪。
范成大这首诗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事雕琢,清新自然,把自己完全交给感情,并且又能把握全诗的思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