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上片,写灵柩前的烧香忆旧情景。第一句用了主谓语忆旧。忆当年,每天祝福的烧香的“金炉”暖气犹存,伴读时的“麝煤”已是所剩无几了。第二句用递进句忆旧。忆当年,君“借香”希望香气长留身边。更为可贵的是,用“宝钗”将那残余未尽的香翻动,让它全部燃烧完毕。最后四句用叙述的语言写现实。“重闻”那个地方,“余熏”还存在。“这一番气味”远远超过了从前的烧香祝福。整个上片饱含着浓烈香气,以象征着苏轼与王弗昔日幸福绵绵。
下片,描叙殡仪式上精心添香及其忠诚心态。第一、二句写感情上的隐私:“背人偷盖”着小蓬山式的香炉,再把沉香木加进去,和燃烧着的香料一同暗暗燃烧。这是为了什么,最后几句,从两层意思上作了回答:一是“且图得,氤氲久”;二是“为情深,嫌怕断头烟”。尽管“嫌怕断头烟”是陈旧习俗,但反映了苏轼对妻子王弗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
全词,从表面上来看是咏一个妇女焚香,羞怯的希望香气溜得更长久,以象征幸福绵绵。实则是苏轼从妻子王弗平日生活里的习惯角度,表达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就香炉焚香、今昔对比之景来怀念王弗。“背人偷盖小蓬山”,这一举动,虽极微小,但典型地刻画了苏轼的虔诚专一爱情。“嫌怕断头烟”,不免含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从一个侧面更加强化了苏轼与王弗的深挚的生死之情。
这首《采桑子》,上片写仙境,下片写人间。天上人间,凡人仙女,音书隔绝,唯有心期。
第一句“彤霞久绝飞琼字”,便点出仙家况味。仙子已经多日没有书信了,那么,既无书信可通,不知道仙女此时在哪里,她为什么还不寄信给我,她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叠唱“人在谁边”,叹息不已。
词的下片,由天上回落人间,由想象仙女的情态转入对自我状态的描写。“香消被冷残灯灭灭”,房房间是清冷的,所以房间的主人定也是清冷的,房间的主人不把灭掉的香继续点燃,不盖上被子去暖暖地睡觉,就算是夜深独坐,也不把灭掉的灯烛重新燃起。
因为,房间的主人想不到这些,他只是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静数秋天”,默默地计算着日子。等待的日子总是十分难挨,等待中的时间总是十分漫长。待到惊觉的时候,才发现“又误心期到下弦”。
就在这一天天的苦挨当中,不知不觉地晃过了多少时光。这最后一句,语义模糊,难于确解,但意思又是再明朗不过的。若“着相”来解,可以认为容若与仙女有约于月圆之日,却一直苦等不来,挨着挨着,便已是下弦月的时光了;若“着空”来解,可以认为容若以满月象征团圆,以下弦月象征缺损,人生总是等不来与爱侣团圆的日子,一天一天便总是在缺损之中苦闷地度过。
《世说新语》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是国戚,得到晋武帝的援助,赐他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作为炫耀的资本。殊不料石崇举起铁如意,当场狠命一击,珊瑚宝树顿时应声而碎。石崇随即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作为赔偿,王恺羞惭而去。这段故事并非发生在“酒边”,但该篇首句的“碎珊瑚”,无疑是化用了这则典故。“酒边”是为了加映珊瑚之红,而以宝物的碎溅来比喻落花的飞散,于形象之外更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第二句的用典也与石崇沾边,即著名的“金谷园绿珠坠楼”。侍中孙秀垂涎石崇的爱姬绿珠,指名索取,石崇坚决拒绝。孙秀就矫诏逮捕了石崇。《晋书·石崇传》对此有一段简练而传神的叙写:“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以美人坠楼喻落花殒香,同样是既逼真又惨怛。“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可见这一比喻是诗人的通感。
第三句语意直白,不像再有什么故实,但仍使读者不禁联想起杜牧的《叹花》:“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狂风落尽深红色”,不就是“落花”命运的写照。作者在“绿叶成阴”即所谓“枝上翠阴”中,还添上了“鹧鸪”的悲啼,让它来悲挽落花的飞尽。元诗人萨都剌《过嘉兴》:“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可见“啼鹧鸪”确是落花时节固有的景观。
小令的这三句鼎足对,首句从树上繁英纷落的角度着笔,即所谓花雨;次句则是落花飘坠的特写,暗含“一片花飞减却春”(杜甫《曲江》句)的寓意;第三句返回枝上,则是绿叶成荫,片红全无,彻底消抹了落花的存在。这样的三部曲步步推进,转接无痕,使人浑然不觉对仗的存在,却强烈地表达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乌夜啼》)的惋伤。
诗人把落花的蒙难归咎于风雨,两者各负“一半儿”责任。“谩嗟吁”,则一派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神情。与张可久同时的曲家徐再思,也有一首《一半儿·落花》:“河阳香散唤提壶,金谷魂销啼鹧鸪,隋苑春归闻杜宇。片红无,一半儿狂风一半儿雨。”两曲不存在渊源关系,却出现了结尾的巧合,可见“风雨落花愁”的意识,在古人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