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往事，惜流年。恨风烟。向人依旧，两行垂杨，一片新蝉。
追往事，惜流年。恨风烟。向人依旧，两行垂杨，一片新蝉。
杭州西湖外的葛岭、宝石山，统称北山，是杭州一大景区。杨载在四十岁以前，常居于此，留下了不少诗篇，本诗就是其中被选家注目的一篇。
杨载作诗，锻字炼句，是很下功夫的； 这首七律，在格局上并无特异之处，可观的全在于措辞的刻意求新，不肯从俗从熟。首联第一句“愁耳偏工著雨声”，把老是听闻忧愁之声的双耳称为“愁耳”，已经很精炼了；把爱听称为“偏工”，更觉生动，显得这“愁耳”很有性格，于听雨这事格外精工，超乎其他功能（偏，出乎寻常之意）。但是这二者还都不及一个“著”字更见诗人的功夫——既然“愁耳”“偏工”于听雨，那么它听起来也不同往常，是紧紧地附（著，附着）在雨声边；这雨声，也仿佛不是落在窗前户外，而是擦耳而过！这是贯注了多少劲力才炼出的一字啊！没有这一字，便不足以匹配前四字；而诗人写下四字在前，就势必要求有一更奇之字紧随在后：看来，诗人是处处在为自己出难题，而时时为解出难题而自得。
“好怀”，指对美好事物的怀思、眷恋。诗人素爱美景，时常惦记着不要误了游览的时机、辜负了大好山色空自寂寞；现在想到雨中北山定别有情趣，自然更不能不一往了。于是，首联虽然只写到“常恐负山行”，但诗人的闻雨上山，已包含在内，诗的颔联，也就能直接写山景了。“未辞花事骎骎盛，正喜湖山淡淡晴。”“未辞花事”就是“花事未辞”，因对仗的关系作了倒装。暮春三月，正是杭州最艳丽的时节，因此，虽然有蒙蒙细雨，也不能令千树桃花万枝柳起推辞为春天作妆点的念头，花枝们仍然在迅速地走向繁盛（骎骎，原意是马的疾行，引申为迅速）。有这许多护春使者在争奇吐艳，西湖上自然是晴山灿烂，即使是在雨中，从北山上鸟瞰下去，这晴山也不过淡了一点而已。这二句里无一“雨”字，却句句都与雨有关，写出的恰切不过的雨中北山之景，笔法真可算“空灵”了。“未辞”和“正喜”，看似闲笔，其实正起着活跃诗句的作用；前者使百花也具有像“愁耳偏工”一样的、不肯推辞走向繁盛的独特性格；后者则道出了诗人的性格。既是具有“愁耳”的人，过分的艳丽自然不谐他的心情，淡淡的晴山才正合他的口味。总起看来，这二句可算本诗中可摘的佳句了。
颈联中的“幽栖吾欲”，也是“吾欲幽栖”，因对仗的原因而作了倒装，游程过半，诗人疲倦了，但在山寺中休憩，也不肯放过访僧问道的机会；幽静的丛林令人爽心愉快，他也起了栖居之念，不肯回归喧闹的城市。这二句，字眼倒没什么突出，但排列得相当紧凑。另外，每句都有一个转折，对仗时非但字面工整，且把转折的意思也两两相对住了、“客”、“吾”二字万可见到，故用“客”字；“欲厌”是心理活动，非“吾”不能道之。这些小巧之处，也体现着诗人的功力和苦心。
尾联中，一个“盘”字又很耀眼。此时诗人大概走到了北山的另一侧，田野的庄稼果树给雨洗得葱绿，预示着一个收获季节又来到了，也令诗人想起去年离家时，家乡也正是这个情景，一年过去了，自己的收获季节在何时呢？这些，都是常见的景象，常有的感慨，就像湖上的晴山一样是“淡淡”的。但有了一个“盘”字，诗句就顿时活跃，夹在大片桑林麦田中的樱桃树和春笋，从北山上望下去，它们婉若游龙、盘错迂曲，非但显得自身的生动，也消除了桑麦大块的单调。这句仍是俯看之景，因此，全诗都牢牢地罩在“游西湖北山”的题目里。
西湖是天下奇观，但这首诗里，我们感到的“奇”，不在奇景，却在奇笔。写奇景恐怕不免与前人撞车，这是后起的诗人最抱憾的事；但若能振起奇笔，还是能证明自己无愧于“诗人”称号的。看来，杨载非但是用功的诗人，也是有志气的诗人，就算是在矗满着名家之笔的西湖上，他也有胆量插上自己的独特的一笔。
这首诗开篇以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地形之固胜引入至对历史的追思和感慨。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而长江更成天堑，为王朝抵挡住了北方政权的入侵，偏安于江左的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但李白并非旨在写六朝的辉煌，颈联中的“空”字透露出了衰亡气息。“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盖言金陵为帝都历史已久，王琦注《金陵歌送别范宣》中指出“自孙权定都建业（金陵），传四主”，晋元帝南渡时，金陵已是历时五十九年的“旧长安”，随后又经宋、齐、梁、陈四朝，帝王大业共传三百三十余年。接着思维的触角又伸向侯景破丹阳之童谣传说，从而引出对往昔的追念“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接续而后又转写豪华落尽的悲凉，进一步抒发面对历史的沧桑之感。
“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这一句之内的时空跨越与今昔对比令人心惊而顿感悲凉，诗歌的情感基调由先前的气势雄大转为怀古悼今、感时伤物的伤感凄凉。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乱如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历史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离乱凄惨、朝代的更迭替代都委婉深沉地寓于其中。这首歌行体送别诗开篇描写石头钟山的形胜，将大半部分用于追述与金陵一地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直到篇末才道出送别之意。“送尔长江万里心，他年来访商山皓。”在一篇之内将写物、怀古、咏史、送人、抒情都囊括其中。
全诗整体上，前四句主要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描绘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雄奇壮观，生动地画出了一幅大自然的神奇壮丽图，妙笔生辉，令人心旌摇荡。接着八句诗词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抒写六朝豪华落尽的悲凉，委婉深沉，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今昔对比，尽显顿感悲凉。最后八句诗词描绘朝代更迭替代、战争离乱之凄惨，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再也一去不复回。
全诗熔写物、抒情、怀古、咏史、送人为一体，对历史兴衰的感怀，所含挣扎幽愤多，既有个人仕途不得志、怀才不遇之意，亦有对家国渐渐衰亡而忧虑，诗词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
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佳作。
词的起笔与词题好似无关，但却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抒情环境。前人称这种写法为“先盘远势”。作者首先写出了她住处的寂寞无聊：“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小阁”即小小的闺阁，这是妇女的内寝，“闲窗”即表示内外都是闲静的。“藏”与“锁”互文见义。美好的春光和充满生气的白昼，恰恰被藏锁在这狭小而闲静的圈子里。唐宋时富贵之家的内寝往往有厅堂相连结。小阁设画堂里侧。春光和白昼俱藏锁住了，暗示这里并未感到它们的存在，因而画堂显得特别深幽。“深幽”极言其堂之狭长、暗淡、静阒。作者已习惯这种环境，似乎还满意于它的深幽。古人爱尚雅洁者都喜焚香。篆香是一种中古时期的高级盘香。它的烧尽，表示整日的时光已经流逝，而日影移上帘箔即说明黄昏将近。从所描述的小阁、闲窗、画堂、篆香、帘箔等情形推测，抒情女主人公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富贵而安闲，但环境的异常冷清寂寞也透露了其生活不幸的消息。“手种江梅渐好”是词意的转折，开始进入咏物。黄昏临近之时，女主人公于室外见到亲手种植的江梅，忽然产生一种欣慰。它的“渐好”能给种树人以安慰；欣赏“手种江梅”，又会有许多往事的联想，因而没有必要再临水登楼赏玩风月了。除了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之外，似乎心情慵倦，于应赏玩的景物都失去了兴致。
词上阕的结尾，由赏梅联想到南朝文人何逊迷恋梅花的事，使词情的发展向借物抒情的方问过渡，渐渐进入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何逊（约480—520）是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情辞宛转、意味隽美，深为唐宋诗人杜甫和黄庭坚所赞赏。梁代天监（梁武帝年号，502—519）年间，他曾为建安王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有咏梅的佳篇《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亦作《咏早梅》）。清人江昉刻本《何水部集》于此诗下注云：“逊为建安王水曹，王刺扬州，逊廨舍有梅花一株，日吟咏其下，赋诗云云。后居洛思之，再请其任，抵扬州，花方盛开，逊对花仿惶，终日不能去。”何逊对梅花的一片痴情，是其寂寞苦闷情附着所致。杜诗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清照用何逊之事，又兼用杜诗句意；按她的理解，何逊在扬州是寂寥的。她在寂寞的环境里面对梅花，遂与何逊身世有某些共鸣之感。
词人善于摆脱一般咏物之作胶着物态、敷衍故实的习径、而是笔端充满丰富的情感，联系个人身世，抒发对残梅命运的深深同情。“从来知韵胜”，是她给予梅花整体的赞语。“韵”是风韵、神韵，是形态与品格美的结合。梅花是当得起“韵胜”的，词人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却不再多说，转笔来写它的不幸，发现它零落后别有一番格调意趣。“藉”与“揉”也是互文见义，有践踏摧损之意。梅虽不畏寒冷霜雪，但它毕竟是花，仍具花之娇弱特性，因而也难以禁受风雨的践踏摧损。这是花的命运。由落梅的命运，作者产生各种联想词意呈现很曲折的状态。由落梅联想到古曲《梅花落》，是虚写，以此表现落梅引起作者个人的感伤情绪，造成一团“浓愁”而难以排解。但作者又试图进行自我排解，词情为之一变。梅花的暗香消失、落花似雪，说明其飘谢凋零，丰韵不存。这本应使人产生春恨，迁恨于春日风雨的无情。但词人以为最好还是“莫恨”，“须信道、扫迹情留。”“扫迹”即踪迹扫尽，难以寻觅。“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是补足“情留”之意。“难言处”是对下阕所表达的复杂情感的概括，似乎还有与作者身世的双关的含意。想象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还显示出梅的俊俏风流，应是它扫迹后留下的一点情意。也许明年它又会重开，并带来春的信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突出了梅花格调意趣的高雅，使全词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赞美了一种饱经苦难折磨之后，仍孤高自傲，对人生存信心的高尚的精神品格。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因缺乏必要的线索而无法详考，但从词中所描述的冷清寂寞“无人到”的环境和表现凋残迟暮“难言”的感伤情绪来看，它应是清照遭到家庭变故后的作品。这种变故使清照的词作具有凄凉悲苦的情调。因而在咏残梅的词里，不难发现作者借物咏怀，暗寓了身世之感，其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厚，达到了意与境谐、情景交融的程度，故难辨它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还是咏物了。它和清照那些抒写离别相思和悲苦情绪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尖新，词意深婉曲折，表情细腻，音调低沉谐美，富于女性美的持征，最能体现其基本的艺术特色。这首《满庭芳》不仅是《漱玉词》中的佳作，也应是宋人咏物的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