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恋情词，叙述一个“偷掷春心”的少女对远在他乡的恋人的怀念与忧思。这位少女的身分，词中虽有“青楼”字样，但据曹植《美女篇》“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她应是府第中的闺阁，由词意可见，她不是妓女，而是良家女儿。她对恋人的感情是纯洁无瑕的。写恋爱男女双方分开而引起忧愁的情感，是唐宋词中常见的主题。但吕渭老的这首词，却鲜明地表现出疏秀明丽、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
这首词的中心写的是愁。作者在起调处就开始刻画这位少女的“愁”的形象。以“春晚”点出时节，暗寓伤感。在古典诗词中，晚春常常出现百花零落的“残红”景象，象征着“愁”。“昼寂寂、梳匀又懒”，承“春晚”而来。寂寞与“懒”，都是晚春季节给人的感受，这里同时又是这位少女孤单无伴、百无聊赖的心理表露。她虽然梳头、匀面，但却只能独坐“青楼”，独消永昼。“乍听得”两句，转写动景，亦承“春晚”而来。鸦啼莺弄，本当赏心悦耳，可在她，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惹起新愁无限”！用反跌之笔，更为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愁”。至此，始露“愁”字，又借莺声引出，是作者用笔婉转生姿处。这是全词的第一个层次，写少女的忧愁的情态，一片愁云，笼罩全词。“记年时”以至上片结句，是全词的第二个层次，以回忆的笔调，从刻画形象、剪裁画面入手，写这位由初恋至热恋的全过程。
插入叙事。“记年时”的“记”，是个“领字”，领起下文五句，在语法结构上，这五句都是“记”的宾语，是少女所“记”的内容。这五句，层次分明，连珠而下，气脉一贯，从中似乎可以觉察到这位少女在恋爱过程中紧张而愉快的心情。这五句所叙述的内容层次是：先写初恋的时间：“年时”，即那年。“偷掷”两句，则是写与恋人初次相见时的情态。作者在“相见”前连用“花间”、“隔雾”、“遥”三个修饰语，把这次相见写得温馨浪漫、极富情致。且写出见面时相距较远，而且在花丛中由花枝掩面。尤其是还隔着那轻纱般的雾。这就活画出这位少女在恋情（“春心”）萌动、勇跃欲试时的羞涩与紧张，与“偷掷”的“偷”字配的搭极当。自然，作者把这次相见置于如此美妙的环境之中，不无象征爱情美好。然后写恋情的发展：“角枕题诗——宝钗贳酒——共醉青苔深院”。这里的“便”，也是“领字”，有“于是，就……”的意思。在“记”字领辖范围中，再用一领字，意在加强下三句的句间联系，层层递进，不容稍懈，表现了双方恋情的迅速发展。同时，用“便”字把“记”字所领起的五句，在节奏上分开，使下三句成为上二句的自然发展，上二下三之间，“便”字成了联系的纽带。领字之中有领字，使结构疏密有致，节奏鲜明，足见作者驾驭语言功力。
下片换头处以“怎忘得、回廊下，携手处、花明月满”，紧接上片，并为上片的美好的回忆作总结。紧接着，用“如今但……”作有力地转折，开拓这首词的第三个层次，展现出凄凉的画面。这一层，与上片所写对爱情的美好回忆，正好互为反衬，从而表现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凄凉，同时也揭示了这位少女“愁”的根源所在。这正是作者的曲折用笔，巧妙安排。“但”是个“领字”，领起“暮雨”、“蜂愁蝶恨”、“小窗闲对芭蕉展”三句。这三句，一句一个画面，景中寓情。
“暮雨”纷纷萧萧，如丝如麻，景象暗淡凄清而纷乱，从而进一步表现了少女心情的纷烦与凄苦：“蜂愁蝶恨”一景，承“暮雨”而来，明写蜂蝶，暗写少女，“小窗”云云，则是明写少女了。三句内容的排列，由物而入，由晦而显，然后再以“却谁拘管”直抒幽怨，同时也暗示出她那美好的爱恋，已如流水落花，不堪回首，为最后一层意思预作安排。最后一个层次，是词的歇拍：“尽无言、品秦筝，泪满参差雁。腰支渐小，心与杨花共远。”这是全词抒情达意的脉穴，写尽少女愁极而悲、悲极转忧恨的复杂情态。筝，《隋书·乐志》说始于秦，故称秦筝；筝声哀，故称哀筝。
李峤咏筝诗有“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岑参《秦筝歌》有“汝不闻秦筝声最苦”、“闻之酒醒泪如雨”等句。筝十三弦，承弦的柱参差列阵如雁行，故刘禹锡称其“玫瑰宝柱秋雁行”（《伤秦姝行》）。这位少女“闲品秦筝”以写其哀，声情相应，不禁悲从中出，以致“泪满参差雁”。意深而语新，一句写尽少女相思之苦。“腰支渐小”，说人消瘦，是长期愁苦悲痛的明证。“心与杨花共远”，借杨花飘逝以写少女愁绪的悠远、渺茫，心犹杨花，杨花似心，寸心千里，情深而句秀，有“有馀不尽之意”（张炎《词源》），深得词家结句之法。且杨花变晚春之物，用以结句，遂使全词首尾照应，回环往复，浑然一体，亦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这首词叙事抒情，层次分明，从刻画形象入手，由画面组织成文，构思巧妙，情致婉转。前人称吕渭老的词婉媚深窈，与美成、耆卿相伯仲。从这首《薄幸》词看来，并非过誉。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