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通过描写钱塘江潮的气势，及其与历史潮流的关系，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代的追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时代变革的理智认同。在艺术特点上，作者加入了西方哲学思想，但仍然保留了传统词的感发力度。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几句，是套用纳兰性德的“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珏”。纳兰那首词本来是用来悼念亡妻的，王国维却把这个“辛苦”拿来形容江潮，一开口就给了江潮人的感情。“日日西流”是写潮起，“日日东趋海”是写潮落。但那“西流”的势头是不可能持久的。
“两岸越山澒洞里”的“两岸”曾作“终古”。是为了避免与前面的两个“日日”重复，因为前面的日日就有终古如此的意思。“澒洞”是形容大潮来的样子，就如同人们常说的山是永恒的，水是无常的。这是对钱塘水潮的描写。
“说与江潮应不至”是王国维对潮神同情的劝告。王国维在这里讲诉了一些事实，多少历史朝代都成了过去。关于越国必然灭吴的预言固然成了现实，可是越国后来不是也被灭掉了。楚平王死了，伍子胥还可以鞭打他的尸体泄愤，而吴王夫差花费巨大财力修建姑苏台成了麋鹿游戏的荒野，一代人的是非恩怨纵然轰轰烈烈，但与永恒的大自然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灵胥抱愤终何是”一切的成败都是相对的，不要指望那么一天讨回一个绝对的公道。
所以，在这首词中，作者的感情和理智实际上也像光泽的钱塘江潮水一样，一个西流，一个东趋。他的感情赞美潮起西流的悲壮，他的理智认同潮落东趋的结果。而这种潮起潮落的意象，正是作者内心矛盾冲突的形象化反映。这首词虽然也有悲观忧郁的色彩，但更以激情与义愤见长。它确实包含有哲理的理智，但它的形象和议论中都带有极强烈的直接感发力量。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这首诗的结构也很别致。第一、二两节各六句：第一节写别家上路时情景，第二节写途中所见景物及自己主观心情随客观景物之变化而变化的心理活动。“华志”二句自为一节，是前两节的一个小结。“推琴”二句又成一节，似用旁观者口吻结束全诗。这是作者从主观世界中跳出来，故意用客观叙述来“冷处理”，从而让读者于言外去品味诗人内心的苦况。
在第一节中，有两个表时间的虚词与一般讲法有异。一是“仲秋始霜雪”的“始”，作“初”解。余冠英先生《汉魏六朝诗选》注云：“近人用‘始’字有迟久而后得的意思，此不同。”其说是。诗句译成口语，应该是“刚到仲秋时节就开始出现霜雪了”。另一是“方冬与家别”的“方”，“方冬”，指初入冬，而不是将入冬。这里有个节序的先后问题。“江上”二句写今年寒意来得早，阴历八月就下霜落雪了。这时要出门从军，必须把衣食准备得充足些；偏偏作者因家境困穷，缺乏衣粮；但又不能不动身，只好在冬初辞家远行了。鲍诗的特点就在于平平写起，闲闲引入，看似寻常笔墨，而诗意却亲切感人。此诗正是这种典型写法。于是接下来写五、六两句：寒冷的初冬，已是满目萧条，偏偏又在缺衣少食的经济条件下离乡背井，从后渚动身时内心当然要充满凄怆了。这六句纯以质朴平实的描写来打动读者，遣辞造句，似乎全不着力。这与第二节锤炼字句、刻画景物的写法几乎判若泾渭。但作者却把这两节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乍读时觉得何以一诗之中风格顿异；其实这正是鲍照写诗善于变化，力图用语言的浅显与生涩来对读者施加影响，从而使读者的感受随诗人笔锋而转移的地方。
第二节，“凉埃晦平皋”者，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把空阔平旷的皋原给掩蔽了，显得模糊晦暗，使作者无法向远处瞻眺。这是陆景。“飞潮隐修樾”者，腾跃的江潮遮住了诗人的视线，两岸修长的树影仿佛都隐没了。这是江景。于是作者乃置身于一片迷茫和惊涛骇浪之中了。吴汝纶以“凉埃”二句比喻世乱，看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者此行的目的是“从军”，而目之所接，身之所经，却是晦暗的前途和惊险的处境，自然会产生来日茫茫吉凶未卜的预感。所以这首诗的景语似乎并非纯客观的描写，而是近于比兴的。所以前人大都认为这一句是作者自喻。“空烟”正在包围着太阳，因此吴汝纶认为这一句“喻世事之变幻”“视升灭”者，眼看着这一簇烟雾忽而升起、忽而消逝之谓。总观这四句景语，还有个动与静相对配合的特点。“凉埃”虽非静态，但比起“飞潮”来，相对地却要静一些；而“孤光”虽在独自徘徊，比起“空烟”的倏尔升起、忽然消灭来，相对地说也算是静态。这就比以纯动与纯静相对照来得空灵生动得多。古人写诗总是在发展中有所前进。鲍照写景，就比谢灵运以前的人进步很多，像这种相对的动与静的配合在鲍照以前的诗人笔下就很少见到。而到了王维，干脆有静无动，只把宏观的壮伟场面如照像一般摄入诗中，其胆识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人，即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也。
四句景语之后，再虚写两句以为收束。“途随前峰远”者，“前蜂”为眼中所见，要达到那里还有一大段路程，作者心里是有数的，所以用了个“远”字。而这一句又含有前路无涯，茫然无所归适之意。“后云”者，指已经被抛在身后的重云叠雾。行人虽已走过了那一段“空烟升灭”的地带，可是那郁积的云层仍压在心头，给自己带来了迷惘与怅恨，所以诗人的思绪仍在追逐着它，从而使内心郁结不释。王夫之以“发心泉笔”四字评价鲍照，“发心”者，心细如发之谓；“泉笔”者，妙笔生花，文思如泉涌之谓。用来形容此诗的中间六句，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华志”二句写得很吃力。“华志”犹美志，它是鲍照自己创造的词汇。这句是说自已虽有美好的志愿，却被无情的岁月给搅散、打乱了。“惊节”与“驰年”为对文，指使人吃惊的节序变化。这句是说，自己的青春已被令人吃惊的时光给弄得凄惨暗淡，无复当年的蓬勃朝气了。这就把客观上时空的变化和主观上壮志的销磨融成一体，综合地化为无限感慨。诗写到这里，已届尾声，本可结束。但作者意犹未尽，乃变换一个角度，用最后两句收束全篇。
以上所写，从作者离家远行说起，并把旅途所感抽绎出来，全属主观抒情之笔。但在汉乐府和汉魏古诗中却另有一种写法，即把主观抒情的内容用客观口吻给描述出来，宛如借旁观者之口来为抒情主人公说话。鲍照此诗结尾实用此法。在大段的羁旅行役的描写之后，忽然转到弹琴上来。好像作者已结束了旅程，在到达目的地后把所见所思通过弹琴表达出来。这就把直接的主观抒情做了间接的客观处理，前面写的种种思想感情仿佛是事过境迁的一番追溯。但作者并没有把主观抒情部分做纯客观的处理，只是把距离拉开了一点而已。因为从诗意看，弹琴者仍是作者本人。这末二句说，作者把一腔心事通过琴音来表达，但弹到这里，由于过于伤心而弹不下去了，只能推琴三叹，琴声亦如有情，遂因弹琴者之凄怆感慨而戛然中止。这在作者看，这样写可能增加了有余不尽的回味。但这种把笔势宕开的结尾，其艺术效果究竟如何，则仁智所见亦各不相同。如方东树就说：“收句泛意凡语。”认为这样结尾反而弄巧成拙。作者本意原为创新，但衔接得过于突兀，加上这一手法也并不新奇，反倒成为败笔。故方氏之见似亦未可忽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