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全诗围绕“满”字而展开,前两句先描写日长风暖,柳色青青,北雁南飞,消失在远方的景色;后两句以洞庭湖上传来阵阵笛声,抒发诗人的旅愁。全诗取景微妙,格调高远,音律谐和。
诗的一、二句“日长风暖柳青青,北雁归飞入窅冥。”都写眼前景,关合诗题“春望”。首句写岳州之春,“日长风暖”正是雁群北飞的天气,“柳青青”又开始了折枝惜别、吹笛伤行的时节。这句看来总写春景之美,自然浑成,却又对下边景物的出现起到挈绪分缕的作用。至于诗人的意兴如何,单从这句自然风光的美感是难以捉摸的,因为诗人是“南迁"之客,春和景明反而会生愁惹恨。“北雁归飞”,诗人望断归雁,却还站在那里凝想。至此才可略知诗人的“西亭春望”乃是黯然销魂的“春望”。这里,自由高翔的归雁和沦落久羁的诗人形成了两个鲜明对照的形象。
第三句“岳阳城上闻吹笛”更宕出新境,把诗人的羁愁抒发到又一高度。古人笛曲中有离别之歌,而惜别之情又洋溢于折杨柳歌的笛声。全诗首句既以“柳青青”为“闻笛”作了环境的铺垫,岳阳城头的笛声当也是折柳之曲。末句的‘‘春心”就是倦客伤春之情。“满洞庭”一语使抽象的心绪被物化而得到生动的表现,无论理解为此情伴随着笛声飞扬飘散于烟波浩渺之中,还是想象为客愁恰似春涨的湖水游漫洞庭,都能得其情致。巴陵洞庭,“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用“满”字其实还概括了这个典型环境中许多“沦落人”的共鸣。让读者看到了封建时代宦海浮沉的知识分子形象和他们见柳伤情、望雁断魂、闻笛怆怀的共同心态。所有这些都寄托于富有特征性的景物,而以绵密的章法,自然组合,一气呵成,艺术上也是高明的。
全诗虽是写景,但层层深入,宛转地表达了诗人的春望之心。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文章以一连串的生动情节,描写信陵君与他的门客的事迹,充分表现了信陵君“下士”与“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高尚品格。宴请夷门抱关者侯嬴以及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是信陵君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所以作者把此事作为中心事件来写,写得极为详尽,也极为精彩。侯生年老家贫,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夷门监者”,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为世俗所不齿的。然而,信陵君听说他是个贤者,就“往请,欲厚遗之”,侯生“修身洁行”不肯受。信陵君就专为他“置酒大会宾客”,并亲自赶车去迎接他,还为他赶车到屠户中拜访朋友朱亥,而侯生见朱亥后,却“俾倪,故久立与客语”。这时,“从骑皆窃骂侯生”,而“公子色终不变”。到家后,信陵君又引侯生“遍赞宾客”,并且“为寿侯生前”,待侯生为上宾。这一系列的行动,没有丝毫勉强。侯生对信陵君多方试探,信陵君表现出来的只是“执辔愈恭”“颜色愈和”“色终不变”。信陵君这种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侯生,侯生终于把信陵君当成了知己,愿为他谋划,并为他献身。
这篇作品的情节是十分生动而感人的,作者对材料的处理颇费匠心,结构很完整,又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波浪起伏。如宴请侯生一段,公子为侯生“置酒大会宾客”,当公侯将相已“坐定”后,公子却亲自赶车去迎接地位卑微的“夷门侯生”,情节顿生波折;侯生坐车赴宴途中,又要求“枉车骑过之”去看朱亥,又是一折;在见朱亥后又故意“久立、与其客语”,真有些使人等得心急。再如“窃符救赵”一段中,邯郸被围,赵王求救于魏,魏王派晋鄙领兵救赵。然而,秦王又告魏王说:“诸侯有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于是魏王“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使文章再生波折。公子力劝魏王救赵,“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无奈,决心“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等于以卵击石,人们不能不为公子担心。公子“行过夷门,见侯生”,“辞决而行”,侯生出人意料地只说:“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情节发展到这里为之一顿。公子“行数里,心不快”,以为“我岂有所失哉?”于是“复引车还,问侯生”,文章又一波折,这一波折,引出了侯生为公子策划“窃符救赵”,并推荐朱亥同行。人们预感到情节发展的前景:为了救赵存魏,屡立战功、受人崇敬的老将军晋鄙不得不被杀,真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为之心动。
司马迁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他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对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敬佩的,他是满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笔下的人物神化,而是写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活生生的人物。当矫杀晋鄙救赵后,赵王“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门客劝告他“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于是他“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他留赵十年,“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派人请他回国时,他下令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为此事毛公、薛公二人去责备他,“语未及卒”,他“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这些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无损于人物形象,相反,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了,而且也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